白云过去一年办理过13件公职监护的案例，她发现一些居委会对于如何承担监护事宜仍有疑虑，“对于重大事项不敢管，也不知道能不能管、管到什么程度，比如万一管完之后，亲属出现来问，怎么把他的钱花了这么多？该不该切气管？各项医疗费支出是不是没有必要？”

对一些居委会来说，判决只是监护的开始。1月2日，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西便门西里社区的吴女士感觉身体不适，自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她和母亲刘女士独居多年，母亲刚满90岁，她本人48岁。医护人员到场后敲门发现无人应答，警方请了开锁公司开门，才把昏迷的吴女士抬上担架。现场的社区工作人员听到另一间屋内也有动静，开门一看，发现吴女士的母亲也躺在地上。

西便门西里社区居委会书记王超告诉记者，90岁的刘女士是老党员，年轻时被评选为北京市劳模，女儿吴女士在某研究所工作，一直单身未婚，后来辞职在家照顾母亲。二人很少和居委会联络，多次谢绝了社区的上门慰问，“很长时间不让我们进家门，每次就开个门缝”。后来王超和同事上门寻找相关证件的时候，才发现母女两人居住环境较为恶劣，“基本上是20世纪刚建时候的样子，灯还是用老式的灯绳”，吴女士的床头有中药药单。

将母女二人送往医院后，吴女士抢救无效去世，其母亲刘女士抢救后生命体征稳定，但她已经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也没有其他子女和能联系上的亲属、没有监护人，住院时无法使用女儿账户里的存款。

王超告诉记者，社区聘请了护工在医院照顾，护理费由街道紧急救助资金先行垫付。为了保护90岁刘女士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西便门西里社区居委会申请成为刘女士的监护人。3月底，王超和同事拿到了法院判决书。社区帮助刘女士继承了女儿的遗产，帮其办理了高龄老人享受的政策补贴，并且管理刘女士的日常医疗开支。

但由于组织机构担任监护人的案例仍不多见，居(村)委会在实际办理业务时不够顺畅。王超告诉记者，去银行转账时除了要提供当事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法院判决书等材料，还要提交书面证明、打电话确认工作人员身份，去银行办理一次业务要半天时间。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督机制，居(村)委会在处理被监护人财产时，也承受着自证难题。上海的一居委会书记表示，成为监护人后，每次办理业务时，办理监护人业务时至少需要2名工作人员“互相见证”。

一些居(村)委会书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如果需要居(村)委会担任监护人的人数增多，对于基层工作可能会造成一定压力。

根据现有监护制度，居(村)委会在各类监护安排中承担了复杂的角色。成都市金牛社区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任大林总结出23种需要居委会介入的情形，“凌晨两点，独居老人突发疾病，医院等你做医疗决定怎么办？两兄弟争当父母监护人，法院请社区先出个证明怎么办？”“站在社区的视角，面对这些问题很头疼。”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玉霞曾经碰到这样的案子，有一对重度残疾的姐妹，姐姐是肢体残疾、妹妹是精神残疾，她们母亲去世前，找来姑姑、邻居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作为见证，拍了视频，把孩子托付给了伯伯。后续姐妹俩希望用母亲的遗产改善生活，但相关手续必须监护人去银行办理。伯伯向法院申请成为两姐妹的监护人，但因为一开始居委会不愿意出具同意证明，迟迟无法推进。

当老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如果有旁系亲属或者非亲属申请担任监护人，根据民法典有关条例，需通过居(村)委会同意。但目前居(村)委会普遍不愿意出具同意证明，一位上海的居委会书记告诉记者：“我们没有办法核实对方的身份，也没办法核查对方是不是有能力监护，我们怎么同意呢？”

“这就形成了死循环，说明居委会的履职能力是不够的。居委会出具同意作为前置程序，虽然不做不错，但不作为也是一种错。”张玉霞说。由于居委会不愿意出具同意证明，非近亲属申请监护人无法立案的情况时有发生。

记者采访发现，居委会一方面担心事后其他亲属提出异议，会引发财产纠纷、惹上官司；另一方面是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调查申请监护人的资格。成都市金牛社区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任大林告诉记者，“(居委会)出具同意只是履行程序，是对法官判决的补充。”为了让调查工作更具实操性，他建议公共部门向居委会开放调取婚姻档案和户政信息的权限，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调查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