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这位老人的需求，社会福祉士将社区日间照料从每周3次增加到6次，为了避免老人因肚子饿打扰邻居，将上门服务调整为以饮食为主。

张继元提到，日本的意定监护制度还要求必须要有配套的监督人，监督人由家事法院指派，监护人每年提交财产收支报告、生活照料记录，监督人核查并上报家事法院。

他曾和心智障碍患者家属交流时了解到，家属们即使找到了信任且愿意承担监护人职责的人，但还是担心自己去世之后，孩子能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家属希望设一个监督人，但不好意思开口，本来好不容易说服别人答应当监护人。那位家长对我说，如果有规定强制要求必须有监督人就好了。”

像这样精细化的个案管理方法也在逐步应用于我国的社会监护服务中。北京市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以下简称“北京融爱融乐”)从2022年开始探索心智障碍者及其家庭的未来托付，议题发展部经理张弛告诉记者，家长们会把照护细节一一告诉监护机构，例如未来希望居住在哪里、居住的喜好如何、日常生活需要的服务有哪些、医疗安排如何等，甚至会精细到衣服的材质和可能引发孩子焦虑的场景。曾经有家长提到，希望子女能够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社区。还有些心智障碍青年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家长希望未来的监护人关注他们的职场支持和劳动权益保障等。

对于心智障碍者来说，和他人建立熟悉与信任需要较长的时间，“家长委托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物件，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要有充分沟通和相互的了解”。为了让子女熟悉未来承担监护角色的机构的工作人员，一些家长会提前委托一些事项，让工作人员和子女一起完成，例如陪同取药、定期进行牙齿检查和体检、去银行办理业务等。

徐红今年60岁，她的独生子27岁，自幼被诊断为孤独症。她从2020年开始研究未来的托付方案，那时她儿子即将大学毕业，她逐渐将注意力从教育转换到终身托付。儿子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但她担心父母去世后，儿子被陌生人欺骗，“他的能力分辨不出谁是坏人”。儿子没有其他可以托付的近亲属，于是她选择了两家社会组织，一家作为完成委托事项的代理人、一家作为监督人。她时常向儿子强调，“不要在白纸上签字”，同时反复告诉他，作重大决定时，要让上述两家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都在场。

但徐红在为儿子挑选监护服务的时候发现，社会监护服务的专业组织发育不够成熟，可选的组织少，“只有(社会监护机构)足够多，才能足够细分”。她认为公职监护解决的是“没有钱也没有人的家庭”，相比在养护机构“集中供养”，她更希望儿子能维持和社区的联系。

她最担心的事儿是“花钱买不到服务”，她最想做的是“怎么把钱用在我儿子身上”。她之所以选择社会监护组织，也是希望监护机构能保障儿子有“终身发展和终身学习的权利”。

平时徐红也会让儿子和周围邻居打招呼、和同事交朋友，这是她帮儿子搭建社会关系的方法，“与世隔绝，容易有危险发生。融入社会生活就意味着多一双眼睛看着他，这些人都是保护他的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