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丰富服务供给。在服务内容上，坚持需求导向，精准对接独居、空巢、失能、重残等特殊家庭老年人。在服务场景上，一方面立足村居互助点、社区服务站、农村幸福院等现有阵地，盘活闲置校舍、村集体用房等存量资源，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打造家门口的养老空间，在控制运营成本的同时，提升养老服务的就近可及性；另一方面探索培育结对帮扶、互助小组等创新机制，形成贴合本地老人需求的互助模式。

第三，坚持因地制宜。我国农村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较为紧密，村民们互助互惠热情高，已有一些互助养老的探索，这是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优势所在。城市人口流动性较大、邻里关系较为疏离，可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搭建养老供需匹配平台，创新互助性养老服务价值转化机制，鼓励培养专业化互助性养老服务运营团队，提升服务质量和可持续性。

第四，夯实保障体系。整合财政资金、村集体收益、社会慈善资源等，构建多渠道筹资模式，落实互助人员保险保障，消除参与顾虑。创新激励机制，突破单一积分兑换模式，探索按月度、季度集中兑付，提升激励实效。

实践中，开展了哪些互助服务模式探索？积累了怎样的经验做法？

伍小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老龄化、少子化、区域增减分化等趋势，深刻改变着养老服务的资源基础和实现方式。保障亿万老年人更好实现老有所养，仅靠家庭的力量难以支撑，亟需强化多方联动，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我国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互助性养老服务正是依托我国基层治理力量，将原本零散的自发互助转化为制度化、常态化的服务供给，推动建设有韧性、有温度的社区家园，夯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层基础。

按居住形态与服务递送方式，互助性养老服务可分为两种形态。一类为集中型。实行集中居住、分户生活、统一管理、互助服务。比如，一些农村地区以农村幸福院、互助幸福院为载体，为有意愿、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场所，配置餐厅、活动室等公共设施，开展结对帮扶等互助服务。该形态依托空间集中降低服务递送半径和成本，为空心化严重、居住分散、公共服务覆盖不足的地区提供了养老服务解决方案。另一类为散居型。通过上门帮扶与站点服务双线协同，将互助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比如，村委会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组建互助养老队伍，与高龄、独居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就近结对、分片包干，开展探访关爱、生活照料协助、应急帮扶等上门服务。同时，依托社区互助睦邻点或互助服务站点，面向广大老年人提供老年助餐、文化娱乐等服务，实现上门帮扶与阵地服务协同联动。这种形态将互助性养老服务嵌入居家生活场景，符合大多数老年人居家养老心理，不依赖集中居住设施，可依托基层治理网络和社区现有空间灵活布点、就近组织，在城乡社区推行更为广泛。

近年来，我国互助性养老服务加快发展，强化互助服务要素支持保障，形成了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做法。

一是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发挥村（居）民委员会作用，强化基层老年协会等功能，大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融入城乡社区治理体系，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格局。

二是加强互助服务设施支撑。积极盘活闲置校舍、村集体用房等存量资源，通过改扩建等方式建设互助幸福院、互助服务站等设施，低成本、高效率解决场地问题。

三是加强服务资源链接。积极链接人员、设施、资金、服务、技术等，统筹整合区域内互助性养老服务资源，推动精准对接、高效配置。一些地方将村医、家庭医生纳入互助服务队伍，通过上门探视、院区巡视等方式，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一些地方发动专业社工参与互助养老，开展需求评估、风险分级、个案管理和互助员培训，实现专业赋能与邻里志愿有序衔接。

四是建立激励回馈机制。部分地区通过建立“服务—记录—积分—兑换”闭环，让互助行为获得社会认可与实在回馈，支持将互助性养老服务时间（积分）在“爱心超市”兑换为生活用品，或在老年食堂、长者餐厅直接抵扣餐费。部分地区探索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将服务时长折算为积分，为未来可能的照护需求积累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