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尊重生命”的要义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其一，对所有生命给予尊重。儒家认为，一要尊重所有生命，二要尊重生命的每个方面，而且没有高低之别、轻重之别，但凡生命都必须尊重。孔子非常重视人的自由与权利，主张尊重人的意愿，反对强人所难，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记》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哪怕是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也有他的尊严，更何况富贵之人？对儒家而言，人之生存权利需要尊重和保护，荀子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无论贵贱贫富，都必须被尊重和保护。其二，精神生命高于肉体生命。在儒家看来，精神生命优先于肉体生命，特别是人格生命，被视为至高无上。孔子认为，在仁义与肉体之间，仁义更应得到崇尚，“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主张道义优先于肉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王夫之继承了这种观念，“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认为在“生”与“义”之间，“义”更可贵，人格生命高于肉体生命。其三，必须平等地尊重生命。儒家提倡宽容与平等意识，而不是毫无原则地尊重生命。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便是观点存在差异，也要给予尊重，从而和平共处。孟子强调君臣之间的平等意识，认为君臣应该彼此尊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还反对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行为，“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程颐则认为民众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儒家对百姓生命的尊重，贯穿于尊重自由、不分等级、尊重生存权利等基本原则之中。精神生命与人格生命既被置于肉体生命之上，则百姓的尊严与人格自当同等地受到尊重。而尊重生命又以平等为基石，故对百姓的尊重绝非上对下的恩赐，而是基于相互平等的人伦共契。

儒家“生生”思想不仅关切活的生命，对于逝去的生命也给予了敬畏和关怀，所谓“慎终追远”。“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圆融生命”，就是通过各种适宜而有效的方式（如祭礼）对逝去的生命给予敬畏和关怀，以表达对逝者的怀念、崇敬、追思之情。

儒家“圆融生命”的要义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视死如生而隆重以礼祭之。儒家对“生命之死”十分敬畏。孟子有言，“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荀子认为，对生命的关怀，只有做到善始善终，才算真正完成人道。“生”是生命之始，“死”是生命之终，因而待“死”如“生”而以礼敬之，才算尽人道。程颐认为生死如昼夜，昼夜是一，故生死是一，“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昼夜，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死生是一，关怀“死”应与关怀“生”同观。其二，儒家“圆融生命”是对所有逝去生命的关怀，它不是狭隘的，不局限于某个特殊阶层。《礼记》云：“王下祭殇五：适子，适孙，适曾孙，适玄孙，适来孙。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适士及庶人祭子而止。”这是说，死亡的未成年人、普通百姓死亡的孩子，也都允许被祭祀。此外，《礼记》还规定了儒家祭祀的基本原则与对象：“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细绎此五者，其标准并非基于血缘亲疏或地位尊卑，而是以“是否造益于民”为唯一尺度。儒家“圆融生命”之理念，于祭祀仪典中获得了制度性的落实，体现了对百姓生命之深切关怀。其三，圆融生命既是权利亦是责任。儒家认为，如果逝去的生命是关怀的客体，那么活着的生命则是关怀的主体，即对逝去的生命而言是权利，而对活着的生命而言是责任。《孝经》指出，“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父母亲在世时以爱和敬来侍奉他们，父母亲去世后，则怀着悲哀之情料理丧事，如此便尽到了人生在世应尽的本分和义务。养生送死的大义都做到了，才算是完成了作为孝子侍奉亲人的义务。《礼记》云：“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生弗辱也。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尽其私也。”这一言论强调了祭享父母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