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建增（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度”是一个以公共性为价值内核的重要范畴。作动词时，度意指度量、权衡与省思，关乎社会运行的尺度，指向秩序建构；作名词时，度既指度量单位与器物之标准，更引申为法度、制度等抽象规范，指向法则生成。由此可见，作为秩序与法则的“度”，内在地蕴含着公共性意蕴。从哲学角度审视“度”的公共性维度，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明内在逻辑的理解，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度”的秩序意味，体现在其社会建构层面的实指性度量作用。“度”字从又，其本义为以手度量，有技艺之属性。度量重在通过测量给出尺寸，以确定事物的长短、宽窄或大小。然而，古人对度量的理解并未止于技术层面，《淮南子》有言“度形而施宜”，意谓度量的最终指向是“施宜”，即依据客观尺度作出合宜的抉择，而“施宜”的关键则在于行事适中、合乎秩序。由此，度量不仅是物理层面的规制，更关乎事物合理结构的建构，进而与社会秩序的形成内在相通。在此语境下，度量被赋予建构社会秩序的重任。

中国古人相信天地皆可丈量。其中，度天厘定方位和季节，创构时空秩序。据《周礼》所载，古人曾以圭表测影之法辨方知时：于平地立表，以表为心画圆，记录日出与日落时表影与圆周的交点，连接两点即得东西方向，再取两点中点与表心相连，便是南北方向，由此确立四方之序。在长期观测中，古人又发现夏至正午日影最短，天气暑热；冬至正午日影最长，天气寒凉，由此形成夏至、冬至及寒暑交替的观念，进而建构起岁时秩序。度天所创构的时空秩序，不仅为农耕生产提供了节律依据，更为古人安顿于天地之间提供了本源性支撑。度地则侧重于政治空间的构建，并为人伦秩序提供地理依托。其功能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都城，中国古代王朝选定都城是为毗邻天室、承接天命，以安定天下；二是划定疆域，以土圭度地，能够做到寸土分明，实现对国家辖域的硬性规定，使政治体制的地理边界趋于清晰明确；三是安民兴邦，度地意在择地，核心是取天地资源利养万民、驯育牲畜，使民众有地可耕、有地可居，使社会臻于和谐、国家走向兴盛富强，这是王者之制的重要内容。

可见，无论是度天，还是度地，都遵循创构秩序的逻辑，都致力于对事物的精确把握和有序安排，以营造一个允许大多数人进行复杂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

“度”的秩序之义，还体现在其虚指性忖度动作，通向对形势和时宜的判断。“度”可引申为忖度，意指以心思忖，由实践层面的度量上升为心灵层面的思虑谋划。《尔雅》将“度”解为“谋也”，《管子》将“度”与实、诚、厚、施、恕合称为“心术”，皆是将“度”引向心灵技艺层面。《韩非子》亦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圣人忖度治国之本，不以私欲为转移，唯求有利于民。《鶡冠子》则从另一角度论忖度之要：“善度变者观本，本足则尽，不足则德必薄，兵必老。”善于忖度时势变化者，必先把握事物根本，根本充足则事功可成，不足则德行与国力皆将受损。可见，忖度之“度”是一种心灵智慧，是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建构秩序的集中体现。

忖度当以“义”为本。古人说：“心能制义曰度。”义指合宜，制义即能够精准剖析现状、准确预判未来，采取符合时宜和时机的行动，这是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主体性前提。诉诸“义”的心灵活动方可称为“度”，这也对忖度提出了较高的价值要求。即是说，忖度并非简单的心理活动，而是能够洞察时变、抓住事物发展规律以及坚守真理的思考方式。

真正做到忖度，思想的主体必须有力有德。“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同力才能同德，同德方可度义。这需要具备两种修养：一是反求诸己。孟子曾以权衡轻重、度量长短为喻，主张为政者应善于以度物之法度心，时刻审视自身的心思与修为，使之合乎义的要求。二是由表及里。董仲舒引用《诗经》“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指出物有相类的规律，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透过外在的现象，可以发现其背后隐藏的实质性内容。只有反求诸己和由表及里相结合，思想的主体才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方可在力与德的涵养中通向义，做出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秩序稳定的公共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