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

昆仑山是贯穿中国古代舆地学、风水学和边疆地理体系的核心文化符号，其地望变迁、山体归属与官方定名，历经数千年的文献叠加和时代推演、加之实地勘证与地图迭代，显得十分繁复混杂，不利于昆仑文化研究的展开。

在传统学术体系中，先秦至清代语境下的“昆仑”长期兼具神话神山、文化祖山与龙脉主干等多重人文属性，未形成现代地理学依托实测、地理构造，以及分水岭而界定的山脉概念。位于今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南部的布尔汗布达山山体，是当代地质学界、地理学界公认的东昆仑主干，也是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关键地标——昆仑山口所在地。该山体最终被官方定名为“昆仑山”，并非直接承袭古代文献与传统舆图的固有标注，而是清代边疆传统舆地考据、19世纪西方地理学观念传播、民国现代测绘体系革新三重学术脉络叠加、逐层推进的历史结果。

昆仑是中国古代疆域地理与人文地理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自《尚书·禹贡》《山海经》《尔雅》等文献问世以来，昆仑便被赋予“万山之祖、百川之源”的崇高地位，成为历代王朝梳理天下山川格局、界定边疆疆域范围、构建山水正统叙事的关键依据。但纵观先秦至清代的昆仑认知，始终存在“名实疏离、地望漂移、概念模糊”等结构性问题。

先秦昆仑完全依附于神话体系，无具体现实山体可对应。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根据张骞团队采集来的和田玉标本，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实现昆仑从神话符号向现实大山的首次落地。隋唐和宋代，中原王朝对青海河源区的认知逐步深化，黄河源周边的雪山被纳入昆仑范畴，昆仑地望由西向东偏移——从新疆移至青海。昆仑山东移的关键事件，是元朝忽必烈派遣河源考察队得出的星宿海河源观，两幅元代河源图均把昆仑标注在河水上游流经扎陵湖、鄂陵湖后的九渡河河段，即阿尼玛卿山。清代完成西北全域实测与边疆勘察后，将河源追溯到星宿海以西的阿尔坦河及其发源的巴颜喀拉山（靳辅《治河方略·黄河图》），但仍因袭元代判断，将黄河上游流经的阿尼玛卿山标为昆仑。同时，还在其北标注于阗和蒲昌海的地名，用以对照修正汉武帝所定于阗南山为昆仑的误判。由此可知，元代至明清昆仑地望东移青海的现象，是官方针对黄河源实地考察得出的新认知。

今格尔木南部的布尔汗布达山山体，地处青藏高原北缘与柴达木盆地南缘的过渡带，是当代自然地理学划定的东昆仑主干，也是连接内地与西藏的交通要道。相较于河西、新疆等传统昆仑研究区域，青海西部长期没有规模性定居人群。明清时期，这里为蒙藏游牧区域，远离中原政治核心区，人迹罕至、文献阙如、交通闭塞，传统官方舆图亦无精细化的山川标注与地名匹配。因此，该山体从无名雪山、蒙古语音译山体，到被纳入现代昆仑山系、完成汉文官方定点定名的完整过程，成为观察中国传统舆地学向近代科学地理学转型的典型样本。

目前学界关于昆仑地望的研究，较少关注民国时期地图上标注青海昆仑山的因缘始末。现代自然地理学对“山脉”具备标准化、可实证、可量化的科学定义：山脉是地壳构造运动形成的带状连续地貌单元，依托固定走向、连续山体、统一分水岭、同源地质构造形成独立山系，其主干、支脉、余脉的划分完全依据地形实测、构造分析与水系界定，具备客观的自然地理属性与明确的空间边界。反观清代山川归类的核心逻辑，根植于传承千年的龙脉、山干、气脉流转等传统舆地学与堪舆学理论，而非依托实地勘测与地质分析。

乾隆四十年（1775年）定稿的《乾隆内府舆图》，俗称《乾隆十三排图》，是清代官方对青海柴达木盆地、格尔木及周边区域测绘的舆图。这是清代疆域测绘技术的代表成果之一，也是近代西方科学地图传入之前，体系完整、精度较高的实测舆图。《乾隆十三排图》原版图中，格尔木南侧连绵的雪山山体，仅标注蒙古语音译地名“库尔坤（Khurkun）”，无汉文“昆仑”字样或批注。原因之一，就是康熙年间由治河功臣靳辅绘制的《黄河图》，将阿尼玛卿山明确批注为昆仑。

19世纪后期，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体系日趋成熟。随着中西交流频繁，外籍地理学专家进入中国开展科考，开启了中国山川地理研究科学化、实证化的阶段，促进了对昆仑认知从神话到科学实证的跨越。其中，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的七次中国考察及其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以完整系统的现代学术体系界定昆仑山脉的整体格局，重构了对昆仑山脉的传统认知，奠定了现代昆仑地理研究的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