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霍芬虽没有到青海新疆，却首次提出西昆仑、中昆仑、东昆仑的三段式划分，搭建起昆仑山脉完整的空间延展与分段层级体系。1877年，《中国》第一卷正文在柏林正式出版，1885年配套《中国地图集（ATLAS VON CHINA）》刊行。这套著作与图集是学术史上首部对昆仑山脉进行科学化、体系化界定的成果。

在李希霍芬《中国》文本体系与配套地图图谱中，对青海西部昆仑山体有着精准、明确、可溯源的空间界定：他将柴达木盆地南缘、今格尔木市正南方向的布尔汗布达山山体，划定为中昆仑主干、东昆仑核心区段，在图集内统一以拉丁字母转写标注为“Kwen-lun”，完成了对格尔木地区雪山的定名与山系归属划分。他还明确喀喇昆仑山为独立构造山系，与昆仑山脉无构造从属关系；阿尔金山、祁连山为昆仑北支派生余脉，巴颜喀拉山为昆仑南支主干；东昆仑山体向东持续延展，最终与秦岭山系衔接，构建起横贯中国中部的巨型纬向山系格局。在李希霍芬考察中国的同一时期，俄罗斯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先后四次到青藏高原考察。他首次对西起帕米尔、沿塔里木南缘向东，经阿尔金山、柴达木南缘山带，一路延伸至青海中部巴颜喀拉山的山体进行实地测绘。整条山体构造连续、属于同一巨型山系，他把整条山脉统称为“Kunlun（昆仑）”。

1885年—1933年间，中西对昆仑地望的学术认知存在差异。西方地理学、地图学遵循李希霍芬的昆仑山脉三段划分法，并日益普及，成为国际学术界界定昆仑山脉的通用标准。国内却依然延续清代舆地图传统。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传统史地著作、民间通行地图、官方旧式舆图等，依旧固守魏源《海国图志》确立的“葱岭三干”传统龙脉体系，未接纳现代地理学的山脉理论。清康熙、乾隆勘察河源，认为巴颜喀拉山为黄河源主峰，蒙古语“枯尔坤（库尔坤）”是民间方言俗称，官方地图不写汉文“昆仑”总名。学界固守汉武帝旧说，认为昆仑山指的是新疆于阗南山，昆仑远在南疆，青海山体只是零散支山，不能统称昆仑。以1919年交通部绘制的《中华邮政舆图》为例，该图已在46页《西藏》地图的青海中部用西文（拉丁字母转写）标注KWEN LUN，并在其上方用中文标注：崑崙山。此时距李希霍芬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命名标注已过去三十多年。

1934年，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三位近代中国地理学奠基人联合编纂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正式出版发行。该地图是中国近代地图科学化、现代化转型的里程碑式成果，引入了西方地理科学体系。该地图也是中文地图史上较早采纳西昆仑、中昆仑、东昆仑三段划分方案的官方总图，实现了昆仑认知的科学化、体系化转型。但该图受比例尺精度与图面空间限制，图中未标注格尔木（噶尔穆）小型游牧聚落点位，亦未将汉文“昆仑山”专名定点匹配至格尔木南侧局部山体。

1954年，新中国对青藏公路进行测绘时，测绘团依据实际需求，编制了内部使用的工程实测地形图。该图首次在官方实测地图中标注“格尔木城区聚落、昆仑山主干山体、昆仑山口通行隘口”三位一体的现代地理地名体系，实现了山体、山口、城镇的完整配套定名。测绘与施工团队依托既有昆仑山体定名，正式确定“昆仑山口”专属官方地名，与山体“昆仑山”形成配套地理名称体系。1956年，国家测绘总局整合青藏公路勘测成果，出版新版青藏区域标准地形图，正式对外公开“格尔木—昆仑山—昆仑山口”的全国通用地理定名范式，该地名体系自此全面公开，标准化、常态化沿用至今。

格尔木南部山体昆仑地名近两百年的迭代定型过程，是中国传统舆地学向现代科学地理学转型的微观缩影，展现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科的转型规律与内在逻辑。清代传统舆地体系以王朝人文正统、文献考据推演、龙脉风水玄学等为核心，山川定名与归类的核心目的是服务于疆域正统叙事与传统山水文化建构，忽视了自然地理实体的客观属性。近代西方科考体系以实地勘测实证、地貌构造分析、量化边界界定为内核，打破人文附会传统，重构中国边疆山川的科学定义与空间格局。民国时期，依托现代地质地理知识，将国际山系划分理论本土化落地，完成了昆仑从“文化象征神山”到“自然科学山脉”的根本性身份转变。新中国成立后的工程测绘工作，则进一步完成了地理地名的实用化、标准化、体系化定型，构建起当代中国通用的地理命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