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五旬的中央政府部门公务员易卜拉欣记得，疟疾传播严重的那些年，他每隔几个月就会感染一次，忽冷忽热，关节疼痛，胃部胀满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正常交流，“记不得自己刚做过的事”。这是典型的恶性疟，当前非洲最常见、死亡率最高的一种疟疾。其主要传播媒介，就是百年前被科学家在冈比亚河畔首先发现的冈比亚按蚊。

但2017年后，易卜拉欣再也没有得过疟疾。几位2017年、2018年来到冈比亚工作或创业的中国同胞也对记者说，他们平素只是注意卫生，并没有特意采取防蚊措施，但从来没有感染过疟疾。

对冈比亚而言，2017年是一个特殊节点，意味着超过20年的“贾梅时代”终结。1994年，29岁的年轻军官叶海亚·贾梅发动政变，成为冈比亚总统。

被誉为“冈比亚公共卫生之父”的时任卫生部高级官员达乌达·贾涅回忆，贾梅上台后自绝于国际社会，涉及公共卫生的国际资金大幅撤出。但贾梅不以为意，认为草药远比现代医学可靠。2007，他宣称发明了一种用多种本地材料混合而成的“神药”，甚至能治愈艾滋病。

2016年12月，贾梅在总统选举中落败。他拒绝认输，但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出兵“维和”的压力下被迫逃亡。公共卫生国际合作成为新政府“回归国际社会”的最初路径，多家国际机构开始在当地积极开展工作，共同加速冈比亚的疟疾消除进程。

其中，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简称“全球基金”)是冈比亚疟疾防控资金的最大贡献方。2021年至2024年，该组织共拨付约2840万美元，通过与本地机构合作，在冈比亚实施长效药浸蚊帐分发、疟疾防控教育等一系列活动。非洲疟疾控制与消除伙伴关系(MACEPA)项目则支持冈比亚和塞内加尔在边境地区同步开展长效药浸蚊帐分发，并建立数据平台，帮助两国实时了解覆盖情况、发现遗漏地区。

除国际援助力量外，一位参与了政府疟疾规划的本地卫生官员对记者说，相比于其他非洲国家，冈比亚在疟疾防控上其实具备先天优势。一方面，冈比亚季节分明，雨季是6月到10月，按蚊在逐渐积累出的水体中孵化，在雨季后半期开始活跃，再算上恶性疟的潜伏期，疫情主要集中在9月到11月。因而，相对于年降雨持续性更强的非洲低纬度地区，冈比亚预防疟疾的窗口期很清晰。

另一方面，冈比亚国土面积有限，境内无战乱，无论是预防用药还是发放蚊帐，都能触达基层，没有死角。“在西非，像这样境内没有极端武装组织活动、卫生官员可以到每个村里工作的国家，并不多。”前述官员说。

在上河区乡间，区域卫生局的志愿者正在民居的围墙上用粉笔标注这里的适龄儿童是否完成了当期的预防服药。这一天，村里有三名儿童不在家，如何确保他们不会错过这次服药？桑扬拉来了卫生局在本村的联络员。这位“种田大户”是全村的公共卫生“大管家”，农闲时就在村里游走，督促儿童服药，也督促孕妇孕检。

2017年，拿到护理学硕士学位的桑扬回到新生的冈比亚，很快得到重用，先负责培训全国农村的护士，再成为一省卫生事务的最高负责人。他觉得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由于预防措施得到有效施行，冈比亚年确认疟疾病例数从2015年的近25万例下降到2019年的5.3万例，5岁以下儿童的疟疾流行率一度降至0.1%的较低水平。

在此背景下，冈比亚提出了到2025年实现“本土疟疾零传播”与“零死亡”的目标。然而，到2024年，冈比亚的年确认疟疾病例数又涨回到10.8万例。新冠疫情以及一场大洪水导致的蚊群肆虐是直接原因，但更关键的是“没钱了”。2021年到2025年，冈比亚疟疾防控资金的平均缺口达47.5%。疫情后漫长的经济衰退以及美国政府对全球基金出资的大幅削减，摧毁了过去的努力。

另一方面，按照2001年签署的《阿布贾宣言》，非洲各国政府早就承诺至少将年度预算的15%用于卫生部门。而实际上，冈比亚政府预算中的医疗卫生支出占比长期在7%至8%波动。

“水电、教育、农业都需要钱。”在政府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桑扬掰着手指算。他说，在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要获得经费来推动任何事，都是一场激烈、持久的竞争。

2025年，冈比亚的疟疾病例数又从10.8万例骤降至5.8万例。这是因为新蚊帐取得了一定效果，还是因为气候变化或其他，从卫生部到区域卫生局，没人给出明确答案。

在桑扬看来，对一个只有200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一年5.8万疟疾病例“依然很多”，可数据变化的原因尚不明确，今年他手上的防疟经费“和去年比几乎少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