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丁声树，被两次脑溢血夺去了说话和行动的能力，他在呓语时仍惦念词典：“外国人编书已出版了，我们编词典为什么老不出来？”“词典做得怎样了？谁能知道？”从1961年到1979年，他担任《现汉》主编19年，从壮年到暮年，把最好的光阴交给了那些密密麻麻的词条。李荣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的“晋侯在外，十九年矣”相类比，“险阻艰难，备尝之矣”。

1959年和1978年，语言研究所筹备编纂古今兼收的《汉语大词典》和广纳现代汉语词汇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均由丁声树主编，但因故未能编写，成为学界憾事。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农村的中小学生都能用上《现汉》的内容，1978年在《现汉》第1版出版的同时，丁声树又主持编写了《现代汉语小词典》，压缩篇幅，降低售价，1980年出版。40多年来，针对语言发展变化和学生需求，这本小词典数次修订再版，今年7月又出版了第6版。

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时，丁声树听过钱玄同讲音韵沿革、沈兼士讲《说文解字》，由此进了传统“小学”的门径。同学杨伯峻说他“熟于《说文》，又于残本《切韵》《广韵》以及历代韵书、字书有研究”。他的毕业论文，钱玄同破例给了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

丁声树刚到史语所工作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正在翻译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在该书的译者序中说：“自己看‘腻’了过后，又找了一个‘新鲜的脑子’的丁君声树也从这三方面把全书反复细校。”李方桂晚年也曾回忆：“使整部译著成为一个完整、可读作品的，就是丁声树的功劳。”

1943年，丁声树在四川李庄发表《“碚”字音读答问》一文，指出“碚”“读若‘倍’者是相沿之旧音，其读若‘培’者乃望文之讹误”，并进一步指明语音变化的通例：“盖口耳相传，易存旧读，而望文为音，辄致讹变。”

1957年，丁声树出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读音统一等工作。1957至1963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分批拿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由丁声树终审，并落实到1965年《现汉》试用本中。

丁声树一生治音韵，却从不把审音当作炫技的舞台。他主持《现汉》审音，最忌的便是拿生僻考据去吓唬普通读者。《现汉》稿片库“吐蕃”条保存丁声树手写的资料片，提供了试用本“吐蕃”注为tǔfān的依据：“《通鉴释文》卷21，吐蕃‘方烦切’。”同时还保存语言学家叶籁士的意见片：“最近演《文成公主》（话剧和昆曲），都把‘吐蕃’念成‘哺’，词典要不要采取？”丁声树并未据此增加tǔbō音，说“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大家对此都特别理解。

丁声树不是在故纸堆里找标准，而是在活语言里校准规范尺度。在他的心目中，《现汉》既要记录活的语言，又要通过科学取舍引导语言规范。“癌”从“喦”得声，注yán，与“炎”同音，门诊里医生和病人常分辨不清。丁声树在医院听大夫把“胃癌”说成“胃ái”，走访北京几家医院核实，确认医生口语中已约定俗成读ái，便在《新华字典》1962年版、《现汉》1965年试用本里果断改注ái，使“癌”“炎”在语音上区分开来。

《白毛女》里“玉茭子”即玉米，这字读jiāo还是jiǎo？材料少。丁声树心里一直悬着这个字音，直到当面问作家赵树理，确认读jiāo，他才落笔。《现汉》试印本“自作自受”的“作”注zuō，他审时一仍其旧——口语里“自作（zuō）自受”，不强改读zuò。青年学者鲁国尧写信告知“溱潼”之“溱”读qín、“栟茶”之“栟”读bēn，丁声树把它们吸收进《现汉》试用本。四川大学教师梁德曼反映“垭”试用本注yà，重庆读yā，丁声树记了下来，《现汉》第1版吸收意见改为yā。

正是这些“不显学问”的取舍，构成了《现汉》注音的整个面孔。在他眼里，审音少一分任意，天下人翻词典就少一层犹豫。今年上映的潮汕方言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嬷”是潮汕方言对奶奶的称呼，不少人认为“嬷”普通话应读mà或mā。丁声树审定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和主编的《现汉》试用本均注mā。《现汉》第3版（1996年版）依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年）修订为mó，后续版本沿用。其实，“嬷”源自“妈”，在全国大多数方言中读mā，如果保留丁声树审定的mā，就可以让人们避免产生音形义匹配上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