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普通话，要先知道“方言长什么样”。丁声树的逻辑很清晰：不给普通话找参照系，规范就是空中楼阁；如果不把各地方音记下来，后世连“北京音怎么变来”都查不清。1958年夏和1959年春，丁声树带队到河北张家口、昌黎调查方言。昌黎调查为期半年，次年出版了《昌黎方言志》。该书不仅详录语音，更收录了丰富的谚语、故事和分类词汇，强调活的语言材料的重要性，树立了新中国方言调查的范本。他还和李荣等人编写了《方言调查字表》《汉语音韵讲义》《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等书，既便于学员通过今音掌握古音系统，也使方言调查成为能够系统揭示古今音变规律的科学研究。

丁声树继承了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前辈学者的田野调查传统，将传统的音韵学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现代方言调查工具。这套工作的意义，是把方言普查从学者个人志业变成国家调查网：2000多个调查点、统一字表、统一记音法。他是用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训练出来的现代语言工程师，把一张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汉语”的草图，变成了可查、可教、可推广、可修订的标准体系。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提出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为什么推广普通话必须有一部词典？因为“普通话”不能只活在播音员的嘴里，还得落实在纸上：一个词怎么写、怎么读、什么词性、什么用法，得有准绳。1956年7月，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词典编辑室，吕叔湘担任编辑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主编。1958年，词典开始编写，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

1959年起，丁声树的业务工作已逐渐转向《现汉》，审看试印本的部分条目。1961年3月，吕叔湘卸任《现汉》主编工作，丁声树接棒。他逐条审核词条，狮子搏兔般全力以赴，将传统训诂学的“求确诂”精神引入现代词典编纂，常常穷尽资料才肯落笔。他在1961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难注之条颇费苦思，专门看稿惟曰不足。”

在《现汉》长期的编纂实践中，形成了一种被学界称为“《现汉》风格”的辞书编纂传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便是“主编不虚设，负起严把学术质量关的责任”。

为了编好《现汉》，弄清每一个字词的音义，丁声树不分白天黑夜地阅读大量资料，亲自抄录卡片，认真校对编辑人员的卡片，反复审订词条，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他向相声演员侯宝林请教几个字音问题，向收发员询问“挂号”的操作流程，向一位铁道学院教师求证“车皮”的具体含义……丁声树曾对编辑说：“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这里的“胆子小”，不是怯懦，而是敬畏之心。

丁声树视词典编纂为一项系统工程，重视词典的整体性，注意把体例贯彻始终。试印本“垫”字基本义处理为3个义项。丁声树指出类似“垫”字的，整部词典恐怕不下300个，不能每一条都这样分辨。他主编的试用本，将“垫”字这3个义项合并为一个。吕叔湘称赞“有个统一性很有道理”。

字头处理上试印本只立“作”，未立“做”，正文中“做”一律作“作”。丁声树的审读意见指出：“‘作’应分为两条，凡是可写作‘做’的为一条，不能写成‘做’的为一条。方言读音不同。”

编写常用词释义极显功力。“打榧子”试印本释为“用拇指和中指摩擦，使中指打在掌上发声”，丁声树细化试印本释义中拇指和中指的动作，修改为“把中指和拇指贴紧后猛放，使中指突然迅速离开，打在掌上发声”，最终改定为“把拇指贴紧中指面，再使劲闪开，使中指打在掌上发声”，进一步明确各动作的发出者。该释义简明扼要，历版沿用未改。

《现汉》是汉语辞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吕叔湘主编的试印本首次搭建起普通话辞书编纂的整体框架，丁声树主编的试用本，承前启后，打磨定型，让这部规范词典从学术构想落地为可供社会使用的权威范本。《现汉》定义的，不只是词是什么意思，而是人们使用现代汉语时默认的对错边界，推普、规范、教学、翻译、国际中文教育都离不了它。

丁声树还主持了《新华字典》1962年版、1965年版的修订工作，订正疏漏，提高质量。如岛屿名“硇洲”的“硇”有“碙、【~字符~】”等不同写法，他在修订中对音形义都做了辨正。又如“尜”字根据《字汇补》所载“小儿戏物”，把原有的“嘎嘎”条的用字改为“尜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