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核算的标准化与精确化。乾隆十二年，唐英主持制定烧造瓷器则例章程，经内务府奏准颁行，一直沿用至清末。该则例将瓷器分为圆器与琢器两大类，针对不同釉色种类逐一核定各项开支的标准单价。以圆器为例，详细开列出泥土、釉料、做坯工饭、做细工饭、画彩工饭、烧炉工饭等21个成本项目，每种釉色均有各自的计价标准。核算方法上，采取“每折宽一寸、长一尺，应用泥土、釉料、做坯、做细等项银两”的方式，将单件瓷器的成本拆解为物料与工价的逐项累加（乾隆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内务府奏案）。清初御窑烧造经费的核销并无统一标准，自此才有可供稽核的准则。并且规定如遇新样，可随时增补条目，为制度的弹性调整留足空间。由此，制瓷成本从模糊的总括估算转为分项定额的精确核算。

质量分级管理的制度化。瓷器出窑后，分为上色、次色、破损三类。雍正六年唐英到任后，始将此前“散贮厂署，听人匠使用”的次色脚货按年估价造册，交内务府收贮。乾隆七年，乾隆帝降旨“脚货器皿不必送京，即在本处变价”，次色变价制度由此确立（《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1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次色与破损两类瓷器的考核标准各有侧重，经内务府奏定“次色瓷器变价亏折原制价定以三成，破损瓷件定以二成”，超出此限责令督陶官员赔补（《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第36册，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114页）。次色以变价亏损比例衡量，旨在通过价值约束次色瓷器的品质，定价过低则亏损逾限，定价过高又易滞销。破损以数量比例计算，意在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整体损耗。两项考核分别从价值与数量两个维度着眼，构成对御窑瓷器质量的双重约束。

瓷器品类的拓展与创新。雍正年间“仿古采今，宜于大小盘、碗、钟、碟、瓶、罍、罇、彝，岁例贡御者五十七种”（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三五《艺文》）。此中仿古与研新并举，既有仿宋大观、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及明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诸窑的仿古之作，也有洋彩等本朝新制，且新品约占三分之一。乾隆年间，品类之盛超迈前朝。档案所载每年例行烧造的大运瓷器中，琢器52种，圆器达164种（《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3，第86页）。品类丰富固然是成就的表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内涵的拓展。御窑制瓷不再囿于传统器型与釉色，而是将仿古研新熔于一炉，“戗金、镂银、琢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这种以陶瓷仿制百工之器的能力，拓宽了瓷器的艺术表现空间，实可谓“有陶以来，于兹极盛”（《陶说》卷一《说今》）。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