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配合涝河水利建设，学习班搬到涝河岸边。张青义和同学们白天上课，学习速写、着色、勾线等绘画技巧，晚上给老乡和工友们画肖像，作为练习。

“一盏煤油灯下，十几个人围着一个人，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张青义回忆。一开始，他怎么都画不像，明暗关系也掌握不好，经常懊恼。但老师手把手地教：上眼线要画重一点、下眼线要画轻一点，因为光线从上往下照；眉骨以上要画重、以下要画淡……

不知不觉，20天集中培训临近结束，张青义开始为结业作品发愁。那年冬天来得早，一天，工地上突然飘起雪花。老乡们冒着雪，拉架子车、挖石子、拉石头，呼出的哈气和汗水混在一起，向上蒸腾。

1974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古元（左二）在户县辅导农民画家。户县农民画展览馆供图

“我每天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为啥不把这场景画出来？”在老师的指导下，张青义创作出第一幅正式作品，名为《雪战》。

学习班结束后，张青义回到生产队，照样是日出下地，日落收工。但他的兜里多了一样东西——速写本。晌午歇息，队员们蹲在地头抽烟闲聊，他便放下锄头，掏出本子，挨个画。画了一本又一本，还临摹了好几册连环画。渐渐地，一张脸扫一眼，他就能几笔勾出个大概。“没有啥诀窍，就是下苦功。”

一手耕耘，一手画笔，这是张青义和许多农民画家的真实写照。20世纪70年代，户县农民画进入兴盛期，涌现出李凤兰、刘志德、董正谊等一批著名画家。全县参与创作的农民达2300多人，500多个行政村几乎村村都有创作者。

这是户县农民画家董正谊于1973年创作的《公社鱼塘》。户县农民画展览馆供图

1974年，户县农民画迎来高光时刻。原邮电部发行新中国第一套以“户县农民画”命名的特种邮票，刘志德的《老书记》、李克民的《高原打井》、李凤兰的《春锄》、马振龙的《科学种田》、周文德的《林茂粮丰》、李顺孝的《金山银海》等作品入选。

这是户县农民画家周文德于1973年创作的《林茂粮丰》。户县农民画展览馆供图

同一时期，户县农民画相继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并开始走出国门，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瑞典、法国等国家展出，成为全国最早走出国门的民间绘画之一。

张青义的画作《大队奶牛场》也在户县农民画展览馆展出期间，被外宾以300多元买走。“开心得不得了，”他说，“好像从普普通通的农民变成了‘艺术家’！”

走进户县农民画展览馆，仿佛踏入一个色彩缤纷的时光长廊。一幅幅画作，如同一道道时光切片，将人带回那时的生活现场。

春耕、夏收、打井、修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早期作品，直观地描绘了当年户县农民参与生产建设的火热场景。

“这时农民画刚刚起步，创作者未经过专业训练，不受技法限制，多用单线平涂，近似于漫画，像是刚刚学步的孩子，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户县农民画展览馆馆长王文吉说。

20世纪70年代，在专业美术教师的辅导下，户县农民画向专业绘画学习，作品更写实具象，风格接近年画、国画和版画，造型日趋准确精练。《春锄》《公社鱼塘》《老书记》等代表作相继诞生。

20世纪70年代，户县农民画家在街头绘制壁画。户县农民画展览馆供图

《夜曲》中的妇女飞针走线，摇篮里婴儿安睡，幽蓝的画面静谧安详，利落的人物造型，仿佛是将剪纸与窗花“贴”在了画布上。不远处，同为蓝色调的《捕鱼》则一改写实风格，融合西方拓印手法，将捕鱼场景抽象化、写意化，远看像一个倒置的花瓶，又像一个少女的肖像，具有强烈的装饰画特色。

这是户县农民画家雒志俭于1989年创作的《捕鱼》。户县农民画展览馆供图

“农民画一直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王文吉说，“20世纪80年代，剪纸、刺绣、皮影等民间艺术形式加入进来，使得农民画的造型更概括抽象，形成了多形式、多风格、多样化的艺术特色。”

这种变化并非偶然。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乡村。很多农民画家因收入问题外出打工，创作队伍老龄化加剧，人才断档的隐忧日渐浮现。

站在十字路口，张青义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父母妻儿，一家五口，全靠七亩地为生。农忙时节，割麦、浇地、掰玉米，全靠人力。“学个手艺不容易。画了这么多年，刚出了点成绩，咋舍得放弃！”他一咬牙，决心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