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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元命之年的心境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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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细致体察了农民的生存状态,延续其早年的民本思想。组诗一方面描绘了农村优美的自然景色,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幸福时刻。如《晚春田园杂兴》其十:“雨后山家起较迟,天窗晓色半熹微。老翁欹枕听莺啭,童子开门放燕飞。”春日喜雨滋润了农田,也滋润了农民的心田。诗人聚焦晨曦时分的一家农户,老人忙中偷闲,赢得了片刻的舒适,“欹枕”听起了黄莺鸣叫,儿童怜惜门前飞燕,开门让它离开,二者神态各异,生动形象,共同组成了一幅鲜明活脱的晚春“农家乐”画面。另一方面揭发了封建制度对农户的压迫,如《夏日田园杂兴》其十一:“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从中可以看到一颗正直的心在为当时的农民呐喊与哀叹。范成大早年任地方官时,便留心民生疾苦,写《催租行》讽喻封建官吏的盘剥;他退居乡间,则开始以旁观者、记录者的身份将悲悯藏于平淡文字之中,形成了温柔厚重的现实主义底色。

第三,创立了别具特色的“石湖田园杂兴体”,建构了全新的田园书写范式。在范成大之前,古代田园诗存在三条分立脉络:一是《诗经·幽风·七月》为代表的农事诗,主要铺叙农业生产活动,真实展现了当时的劳动场面和生活图景。二是陶渊明开创的隐士田园诗,重在描绘田园生活的乐与美,抒写个人的避世情怀和归隐之思。三是张籍、王建乐府中的田家讽喻诗,侧重揭露赋税压迫,以讽谏批判为主。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博采众长,将这三大系统绾合融通,使田园诗迈上了新的高度,正如钱锺书《宋诗选注》所言:“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

范成大《菊谱》是宋代重要的花卉专谱。《四库全书总目·谱录》云:“《范村菊谱》一卷,宋范成大撰,记所居范村之菊,成于淳熙丙午。盖其以资政殿学士领宫祠家居时作。”《菊谱》记载了范村所植菊花的花色种类、培育技艺和品格气质。谱文简洁务实,兼具植物记录与文人赏菊审美;同时,菊还被看作隐逸的象征,“意度潇洒”和“萧散清绝”是《菊谱》推崇的两种审美标准,不仅代表着一种宁静淡泊的生命态度,也是一种人生修为的至高境界。范成大编写《菊谱》,蕴藏着自身归隐守静的精神寄托。

范成大所作《菊谱·序》云:“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说以谓岁华婉娩,草木变衰,乃独烨然秀发,傲睨风露,此幽人逸士之操,虽寂寥荒寒,而味道之腴,不改其乐者也。”他认同的菊花“君子之道”包含卓然独立、不伍众草的风骨操守和心性淡泊、自得其乐的精神品性。又云:“其花时,秋暑始退,岁事既登,天气高明,人情舒闲,骚人饮流,亦以菊为时花,移槛列斛,辇致觞咏间,谓之重九节物。”菊花在秋高气爽、闲逸舒适的时节开放,文人雅士往往在重阳佳节以菊为喻,生发人生感慨。

重阳是我国传统的节令,素有登高和饮酒赏菊的习俗。是年重阳节,范成大作诗《病中不复问节序,四遇重阳,既不能登高,又不觞客,聊书老怀》云:“四时变迁翻覆手,百卉于人亦何有。骚客颠诗亦狂酒,强惜黄花爱重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面对世事沉浮、变幻不定,诗人正话反说,恰恰反映他对节序流转的过分敏感和对菊花的情有独钟,而与之相对的庸俗文人无非附庸风雅罢了。数日后,又作《重阳后菊花二首》云:“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靥照泥沙。世情儿女无高韵,只看重阳一日花。过了登高菊尚新,酒徒诗客断知闻。恰如退士垂车后,势利交亲不到门。”重阳节过后,菊花开得光彩依前,但那些“世情儿女”“酒徒诗客”却不再来赏菊了。这就像士人辞官归隐之后,那些势利的亲友再也不上门拜访一样。诗中语带讥刺,言其非真正爱菊赏菊者,借菊花在篱边无人观赏的冷清来抒发深沉的人事感慨,直斥世态炎凉的势利小人。结合其辞官归里期间的生活实际,当非泛泛之论,而是历经宦海沉浮之后的切身体味。

综上所述,范成大的元命之年是其晚年心境转变的重要节点和创作抵达顶峰的时刻。若无元命之年岁首的自我审视和生命反思,其心态难以褪去庙堂焦虑,诗文无法达到冲淡沉静的艺术境界。该年也是中国田园诗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年份。古代田园诗至此创建了“全景式乡土书写”模式,完成了范式革新和成熟体系的确立。也正是这一年,范成大通过编撰《菊谱》与重阳节以菊自喻的方式建构了自洽的个人精神世界,为古代文人士大夫晚年的精神归宿提供了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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