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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元命之年的心境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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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农历丙午年。南宋诗人范成大的生命中包含两个丙午年,一是出生时的靖康元年(1126),一是61岁时的淳熙十三年(1186)。古代用干支纪年,凡六十年循环一周,即一甲子,轮回后再逢生年的干支,称为“元命”。范成大元命之年在其心境转变和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淳熙十年(1183)四月,范成大因苦于风眩,五次上章请祠;八月,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退居故里苏州;归隐初期常常闭门静养。范成大元命之年岁首,他围绕元命、元日和人日立春创作了系列诗歌,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身心状态与人生价值取向。

元命之年的特殊文化寓意,促使范成大对一生行藏进行回顾和反思。其《丙午新年六十一岁,俗谓之元命,作诗自贶》便集中流露这种生命自省意识,开篇“岁复当生次,星临本命辰”紧扣本命天象,接着回顾半生宦迹,感念岁月流逝。“三年归汶上,千日卧漳滨”指奉祠归里的这段时光。“鲵渊方止水,鲲海任扬尘”则点化《列子·黄帝》“鲵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和沧海桑田典故。诗句表达了诗人对于世事变幻不定的深刻感悟,以及自己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全诗无激烈愤懑,也没有刻意标榜归隐,只有历经风波后的平和释然。这是范成大元命之年心境的总纲,也为此后的诗歌奠定了淡泊自省的整体基调。

丙午元日,诗人辞旧迎新,准备开启生命下一个甲子。其《丙午新正书怀十首》细致铺叙了新年寒冬里的隐居日常。其一云:“不用桃符贴画鸡,身心安处是天倪。行年六十旧历日,汗脚尺三新杖藜。祝我剩周花甲子,谢人深劝玉东西。春风若借筋骸便,先渡南村学灌畦。”诗中化用白居易《吾土》“身心安处是吾土”和苏轼《定风波》“此心安处是吾乡”,以《庄子》“和以天倪”观念调适自己的心态,使之达到顺应自然、调和是非的境界。他又通过自比王子猷、陶渊明、白居易以明志:“斟酌出门高兴尽,从教闲却剡溪船”“栗里归来窗下卧,香山老去病中诗”(其五、其八),在自我更新中重构人生秩序,构建了一套属于晚年范成大的隐逸模式。不同于陶渊明避世孤高,范成大的闲居不怨世事,只是自知年迈体弱,无力再承担士大夫济世重担,转而以文字留存江南民间生活。

正月初七,范成大作《丙午人日立春,屈指癸卯孟夏晦得疾,恰千日矣,戏书》:“百年能有几春光,只合都将付醉乡。衰病豁除千日外,尚余三万五千场。”苏轼《满庭芳》(蜗角虚名)有“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减去卧病千日,故云。同日又作《立春大雪,招亲友共春盘,坐上作》云:“如何千日病,三见寅杓回……余寒会退听,一笑当安排。”古人通过观测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来确定季节。《鹖冠子》云:“斗柄指东,天下皆春。”在地支方位中,寅对应东,斗柄回寅象征新轮回的开启。随着范成大身体状况的好转和元命之年的到来,两年前“人应见怜久病,我亦自厌余生”(《甲辰人日病中吟六言六首》其一)的低落厌世心境开始变得乐观坦然、旷达通透。

此年春天开始,范成大病情好转,于是他走出书斋,往返田间村落,观察四季的农村劳作与民间岁俗,获得了充足的创作时间和丰富的诗歌素材,最终促成了该年最重要、奠定范成大文学史地位的作品《四时田园杂兴》的诞生。其自序标明了创作时间与缘起:“淳熙丙午,沉疴少纾,复至石湖旧隐。野外即事,辄书一绝,终岁得六十篇,号《四时田园杂兴》。”序言交代了三个重要信息:其一,身体好转,能够深入乡野;其二,久居石湖别业,全年追踪四季完整时序;其三,耳目所及,即事抒感,以短制捕捉日常片段,一年之内累积六十首绝句。

这部大型田园组诗分为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章,每章十二首。它在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吴中乡村自春至冬的劳动生活和乡土风情的同时,还深刻揭露了农人遭受的沉重压迫,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相对完整地记录了江南农耕时序,是研究宋代农业和民俗的重要文献。春日的斗草、采桑、养蚕;晚春的荷花、牡丹、买茶;夏日的插秧、采菱、绩麻;秋天的打稻、秋社、赏月;冬季的藏谷、年末祭祀等田间风物、岁时节俗、劳动场面应有尽有,“纤悉毕登,鄙俚尽录,曲尽田家况味”(宋白长《柳亭诗话》),真实还原了农耕文明的本来样貌,具有文学与民俗史料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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