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好诗,自称“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他在咏物时始终采取冷静务实的态度,既能博观众物,又能细察物情,深究物理。存世的537首咏物诗涉及植物、动物、饮食、人工器物、自然天象五个方面(程甜《梅尧臣咏物诗研究》)。这些作品跳出了托物言志的樊篱,在题材拓展、旨趣提炼、风格塑造方面,特意追求格物致知之美,为咏物诗创作开拓了新的可能性。
梅尧臣非常关注诗歌题材的拓展。皇祐三年(1053),他指出,《离骚》中没有提及梅花(《正仲往灵济庙观重台梅》)。两年后,又说“却恨红梅未有诗”(《依韵和行之枇杷》)。此外,早在皇祐二年,他就劝友人吟咏海棠,“追补李杜失”(《送晋原乔主簿》)。杜甫不曾吟咏海棠,王禹偁在《送冯学士入蜀》中就已经说过“莫学当初杜工部,因循不赋海棠诗”;李白也不曾吟咏,梅尧臣似乎是第一个发现的人。
这些诗篇表明,梅尧臣能够冷静地回顾既有的咏物诗,并且从中找到了创新之路。他劝说友人开拓题材,更乐于亲自实践,用作品填补空白。谢师厚说古人不曾吟咏虱子,他随即写出《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在劝友人吟咏海棠时,他也做了表率,仅用四句就勾勒出海棠的形与色:“生红浓复浅,瘦蒂修且密。湖傍几十树,雕盘拥新漆。”欧阳修说“梅诗咏物无隐情”(《盘车图》),真是一语中的。
新题材固然容易出众,常见吟咏对象在梅尧臣笔下也能展现新的风姿。比如,同样吟咏棕榈树,前代人杜甫伤其因充军用而枯死(《枯棕》),后来者文同(《竹棕》)与苏轼(《棕笋》)重点描绘其果实,梅尧臣却着眼于生长过程,道出此树“完之固不长”而“披割见日新”的特点,进而感叹“是能去窘束,始得物理亲”(《咏宋中道宅棕榈》),堪称妙得物理。再比如,关于猛虎食人,人们一边倒地予以批判,他却代猛虎争辩:“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麋鹿岂非命,其类宁不伤?满野高罝网,竞以充圆方。而欲我无杀,奈何饥馁肠?”(《猛虎行》)如此塑造猛虎形象,真可谓冷静。
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细心观察和反复体悟,梅尧臣写不出《咏宋中道宅棕榈》;如果没有冷静的态度,《猛虎行》不会如此独特。遗憾的是,人们对此缺乏关注。少数读者,如刘子健、笕文生、齐皎瀚等,注意到《猛虎行》和《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对范仲淹的批评(《Mei Yao-ch’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Sung Poetry》),却未能注意到冷静与执着在梅尧臣咏物诗创作中的作用。
冷静与执着,有利于题材开拓,也有利于诗歌旨趣的提炼。
天圣九年(1032),梅尧臣刚届而立,所作《锦竹》就已经独具面貌。他先用浅近的语言描述了锦竹“似竹而斑”(“虽作湘竹纹,还非楚筠质”)的特点,再用“化龙”“待凤”(“化龙徒有期,待凤曾无实”)的典故加以烘托,最后点出其生长在君子屋庐旁的偶然性(“本与凡草俱,偶亲君子室”)。乍读之,诗旨显豁,并无余味。可是,如果联系到诗人自身的遭遇——科举失意,凭借门荫制度而获授河南县主簿,得以结识李迪、钱惟演等大臣——便不难发现,作者秉持务实立场描写锦竹,意在自比,而这种潜在的自比会增添诗歌的意涵,使其旨趣变得更加丰富。
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景祐四年(1037)的《鸣雉词》、康定元年(1040)的《灯花》等,都是通过如实描述营造一种特定的诗意。前诗谓:“哺雏深莽中,摧颓锦翅拥。辛勤何尔为,应自念遗种。”既实写雉鸟育雏的情景,又谈论官吏解民于倒悬的职责问题。彼时,梅尧臣正任建德县令。两年前,他曾经拆穿过县吏巧借县衙篱墙搜刮百姓的诡计(《建德新墙诗》)。读者知晓了创作背景,就能体会到作者的这层用意。不过,不了解这个背景也没有关系,单单凭借作者的客观描绘,也能感动于野雉养育后代的辛勤,感悟到“乃见万物心,多为造化使”(《蜜》)的道理。
景祐五年(1038),梅尧臣对自己的咏物诗创作做过经验总结,主张“观物趣无穷,适情吟有托”(《宿州河亭书事》)。他关心事实,探求物理,力求在托物言志之外,开拓咏物诗的新境界。庆历八年(1048),一个名叫“九山”的地方激发了他的求知欲,催生同名诗作:“我经九山问野叟,崔嵬一无安曰九。且恐断岸积琼玖,复意陂原多产韭,又疑堆垄若柱灸。四者未悟叟不言,使我临流独搔首。”这首诗接续了屈原《天问》的传统,凸显理性求知的立场。求知,成为诗歌意趣的重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