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崇尚务实,追求新知,推崇后人所说的知识,也推崇由知识转化而来的实用技术。景祐四年,他作《水轮咏》,赞叹其“随流转自速,居高还复倾。利才畎浍间,功欲霖雨并”,批评《庄子》反对机巧的保守立场(“不学假混沌,亡机抱瓮罂”)。嘉祐二年(1057),写作《水车》诗,仍然坚持务实态度,赞叹其机巧和现实功用。这些咏物诗作超越了传统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功能,具备了“崇知识,重技术”的品质。
皇祐四年(1052),梅尧臣在蔡襄家见到古代弩牙,首先记述了它的形制和功能,然后表达了期盼:“愿侯拟之起新法,勿使边兵死似麻。”(《蔡君谟示古大弩牙》)在此之前,即庆历七年(1047),送别即将远赴漠北的刘立之时,他想起一则传闻(“尝闻昔时语,南看北辰星”),请其及时观测天象,声称“使回傥可记,乃得验天形”(《送刘司勋奉使》)。在此之后,嘉祐三年,创作《重送祖择之使北》,则要求友人考察塞北的地理(“一过范阳应感慨,归来图画彼山川”)。凡此种种,都可以表明,梅尧臣具有旺盛的求知欲,崇尚务实和理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加持之下,他的咏物诗作有了与众不同的审美旨趣和艺术风格。
推崇知识与技术,崇尚务实和理性,成为北宋中后期的新思潮。梅尧臣就是这种思潮的先驱。苏颂小他18岁,和他一样重视天文观测。沈括小他近30岁,熙宁七年(1074)与章惇共同改进弓弩和兵车;次年,又利用出使机会绘制了北疆地图;到了晚年,作《梦溪笔谈》,详细介绍了弓弩的使用技巧(左娅《沈括的知识世界》)。这些举动都可视作是对梅尧臣的回应。然而,很少有人像梅尧臣这样,创作出具有格致之美的咏物诗章。
务实态度融入诗歌创作,使得梅尧臣能够冷静而执着地观察事物,在咏物时显现超脱的态度。当欧阳修和苏舜钦针对文石砚屏而展开各种神怪想象时,梅尧臣只是客观描写砚屏上的奇特纹路(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他在写《哭笑鸟》时,没有随意比附,只说这种鸟的出现“了不预人事”,与人事毫无瓜葛。在《秋雷》中,又直接对“诞妄推五行”表达了不满。正是这种超脱态度减少了咏物诗的怪奇色彩。
冷静和务实并没有减少梅尧臣咏物时的细腻情感。春夜里听见蚊蚋声,他先是惊呼“久不见之尚可喜”,随后又想起不良后果:“而今稍喧来聒人,向后更暖奈尔嘴”(《二月雨后有蚊蚋》)。有了理性思考,情感呈现反而变得更加细腻。
细腻的情感呈现,冷静务实的观察与描绘,共同造就了梅尧臣咏物诗的独特风貌。前举诸诗,闪烁着格物致知的理性光芒,又能够“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展现了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艺术风格。
因此,可以这么说,崇尚格物致知,追求理性和务实,成就了梅尧臣,也成就了他的咏物诗。然而,他的冷静与执着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甚至遭到了非议。比如,在他眼中,“事固无丑好”(《咏刘仲更泽州园中丑石》),“美恶固无然”(《和瘿杯》),再丑再恶的事物也有其可观、可写之处,后人却难以接受,经常批评他的《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题材恶俗。再比如,他能够体谅猛虎的困境,并且借用《猛虎行》批判范仲淹的言行过于激进,很多读者却不能与之同理共情。从这个角度看,对梅尧臣的某些赞美或批评可能并不充分,甚至不够客观。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6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