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即便将支持儿童视为社会责任，这份责任应如何在不同主体间分配也并非不言自明。贝尔呼吁政府推动托育体系的结构性改革自有其道理。但前文也已表明，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机会密切相关。在这方面，家庭拥有其他机构难以替代的优势和随之而来的责任：亲密的情感联系、持续的相处，以及将语言学习融入生活细节的便利。因此，也有理由主张家庭应在承担支持新生儿的责任时发挥较为核心的作用。

此外，回顾科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媒体对研究成果的报道，还能发现另一值得关注的挑战，这一挑战涉及公众对日益专业化的医学知识的理解。

在当下，公众往往难以直接、清晰且透明地理解医学领域的研究。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是，在介绍相关研究时，媒体常需要反复向读者解释研究中使用的“相关性”与“因果关系”等概念。这侧面反映出，在专业的知识生产和公众的理解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由此而来的问题便是，公众的误读乃至有意的误导都可能乘虚而入。

对于出生与成长在疫情期间的儿童，上述误导与误读格外值得警惕。一方面，倘若将研究中发现的差异渲染为超过其实际程度的“巨大危机”，不仅可能引发恐慌，也可能使这些孩子承受偏见。另一方面，如若公众发现某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并不可靠，他们又可能走向另一极端：对相关研究和专业建议一概失去信任。

这引出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在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医学、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专业知识，但这些知识的形成过程、适用范围与局限所在，未必容易为普通人所理解。我们既不能要求公众盲目信任专家，也不能期待每个人都成为专业学者。如何通过透明的研究、审慎的报道与充分的沟通，建立一种有助于形成合理信任的机制，或许正是这个技术日益深入日常的时代必须面对的课题。正如科技伦理学者香农·瓦罗尔（Shannon Vallor）曾指出的，人们身处科技昌明、信息易得的社会，但公众对研究者、媒体乃至政府的信任，却未必因此增强。

Shannon Vallor, Technology and the Virtu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简言之，过去数年间，帮助儿童克服成长挑战的措施已逐步展开，社会各界也正形成相应的伦理共识。但同时，仍有不少问题亟待回答：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加科学、系统的方式落实伦理共识？如何在日益复杂的技术社会中，建立可靠的信任机制，使科学研究真正帮助公众理解问题、采取行动？

纵然面临挑战，我们仍有理由对这批儿童的未来保持乐观。

诚然，如何将伦理理念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措施，仍存在疑问与分歧。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人类并非第一次面对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儿童。五年前的文章中，我们就曾回顾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以及1998年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冰风暴”。这些灾难都曾使孕产妇与儿童承受压力，也让研究者担忧其长期影响。如今，回望这些历史，我们会发现，困难固然真实，却并不意味着成长的希望就此断绝。

美国疾控中心曾收集1918年大流感幸存者的回忆，整理成一份文档（CDC Pandemic Influenza Storybook）。其中，一位名叫贝蒂·松皮（Betty Somppi）的幸存者的经历令人感慨。1919年初，尚不满四岁的她感染流感，一度病危。医生尝试了一种当时尚属试验性的治疗，次日，她终于醒来，向母亲讨要食物。多年后，贝蒂在回忆往事时说：“如今，我已92岁，仍在讲述当年的故事。”

来自英国的儿童文学桂冠作家（Children's Laureate）弗兰克·科特雷尔-博伊斯（Frank Cottrell-Boyce）也表示，儿童们的处境让他想起自己母亲的孩提时代：当时，她亲历了“二战”中的疏散。那段日子诚然不易，但她仍在日后的人生中成为一名无私、坚韧的照护者，深远地影响了博伊斯本人。同时，她也提到，疏散中甚至不乏“美好的回忆”。

这些幸存者的故事提醒我们：特殊环境可能留下真实而持久的影响，却无从决定每个孩子的一生。我们既不必否认困难，也无需将困难视为无法改变的命运。对疫情期间出生的儿童而言，仍有漫长的未来和无尽的可能。

Andrew Feenberg, The Ruthless Critique of Everything Existing, Verso Press, 2023.

此外，对本文提到的另一难题——如何在“技术社会”中建立一种“信任机制”，让缺乏专门的技术知识的公众能借助专业化研究来理解问题，采取行动——同样不必悲观，哲学家们已对此展开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