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们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新冠时期的新生儿，正在面临一场不容轻视的挑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目光投向一个易被忽视的群体：出生于“新冠”期间的新生儿。

当时，已有研究提示，“新冠”可能通过孕产妇承受的身心压力，以及婴幼儿社交机会的减少等渠道，为他们的身心发育带来不利影响。然而，我们所描绘的也绝非一幅全然悲观的图景：儿童自身的可塑性，以及来自家庭与社会的适当支持，仍为克服这些困难留下了希望。

五年过去后，当年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已陆续走进幼儿园和小学。他们的成长究竟如何？这一问题并未随着疫情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失去意义。相反，过去数年间，许多研究者持续追踪他们的发展，试图辨明“新冠”留下了怎样的影响；媒体人也将目光投向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近况。

在本文中，我们将再次聚焦这些“新冠”期间出生、成长的儿童，通过梳理国外学者的研究与媒体报道，回访五年前提出的问题：在这些研究者的视阈和所处的环境中，这批儿童如今表现出怎样的发育状况？“新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面对已经显现或依然潜在的困难，哪些支持已得到了落实，哪些问题仍有待思考？在当下，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他们的处境，并看待他们尚待展开的未来？

出生于“新冠”时期的儿童：研究发现与成长现状

首先需要回答的，自然是一个最直接也最受关注的问题：“新冠”究竟给这批儿童的成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疫情初期，研究者往往只能借助对过往灾难的研究和初步的观察，推测疫情可能造成的后果。如今，针对疫情期间出生儿童的追踪研究渐渐浮现。然而，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图景并不简单。要全面把握相关影响，还需区分几种不同的情况。

首先不妨考虑母亲在孕期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此种情形是否会影响新生儿的发育？部分研究给出了值得警惕的答案。例如，2026年发表于《大脑、行为与免疫》（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的一项美国研究比较了39名母亲在孕期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儿童与103名疫情前出生的儿童。研究发现，两组儿童在出生后的部分脑区体积上存在差异；而在两岁时，前一组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情绪测试得分也相对较低。

但也有研究给出了相对令人宽慰的结果。一项2024年发表于JAMA Network Open（美国医学会出版的一本开放获取期刊）的加拿大研究追踪了896名儿童，其中96人的母亲曾在孕期感染“新冠”。研究发现，除六个月时一项与行为调节有关的指标存在轻微差异（“感染组”的得分甚至较高），孕期感染与其他神经发育指标之间并无显著关联。2026年，同一刊物发表的一项挪威研究分析了超过20万名儿童的医疗记录，同样未发现孕期感染显著增加儿童被诊断出神经发育障碍的总体风险。

这些结论是否相互矛盾？事实上，不同研究的考察对象与方法存在区别。无需进入繁复的研究细节，仅举一例便可理解这一点：美国研究的作者明确指出，其获得的样本较小且代表性受限。同时，该研究关注的是儿童的脑部结构与测试表现，挪威研究则考察是否出现临床诊断。二者的焦点存在微妙的差别：不难理解，儿童的“测试表现”不佳，还不等于出现了需在临床意义上得到诊断的问题。

相关研究当前仍在进行，但或可作出一个阶段性小结：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断言孕期感染会普遍损害儿童发育，但考虑到部分研究提示的风险，持续予以关注或许仍是必要的审慎之举。

另一种情况则涉及出生并成长于“新冠”期间的新生儿。对他们的处境，一些研究确实发现了值得注意的现象。如2025年发表于《发育与行为儿科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 Behavioral Pediatrics）的一项综述汇集了来自六国的十项研究，研究发现成长于“新冠”期间的儿童出现语言和交流能力发育迟缓的可能性相对较高。2026年发表的一项韩国研究分析了近280万名儿童的健康筛查数据，发现与疫情前相比，疫情期间接受筛查的儿童在语言和社交能力方面的部分指标有所下降。

类似的担忧已进入公共讨论。2023年，一篇刊载于《卫报》，题为《研究发现，新冠期间出生的儿童沟通能力较弱》（Children born in pandemic have poorer communication skills, study finds）的文章就指出：“两岁时，新冠期间出生的婴儿与疫情前出生的婴儿在行为和发育方面基本相似，但有一项例外：他们的沟通能力落后于‘前辈’——这是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 (RCSI) 的研究人员经研究得出的结论。”2024年，《卫报》上一篇题为《前教育标准局首席督学表示：急需帮助因新冠而掉队的宝宝》（Rapid help needed for Covid babies who fell behind, says former Ofsted chief）的文章再度提及这一点。文章称：“新冠期间在英国出生的婴儿在发展关键的语言、认知和社会性技能方面速度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