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怀臻：这是一种相互成全。最初约稿时，是希望为一批有才华的年轻演员写一出群戏。后来我在杭州与陈丽君交流，她谈起自己对贾宝玉的理解，说到年轻人怎样看待青春、爱情和人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写作时，我的构思也发生了变化。我在“大观园”前面加上了“我的”两个字。这里既有我理解的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也有我自己青春回忆中的大观园，有青年演员正在面对的人生，还有每一位观众自己的青春记忆。

陈丽君不只是完成表演，她也参与创作讨论。我有时想追求文辞的雅致，她会从人物的感情出发，提出这里需要更直率的表达。包括“哭灵”等唱段，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交流。她对唱腔、服装、舞台调度也有自己的想法。

青年艺术家带来的，是他们这一代人鲜活的生命感受。这些感受会推动我，让我重新认识笔下的人物。我们不能把年轻人看作需要被教导的对象，要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

记者：经典已经被演绎过很多次，今天的创作者还能从中发现什么？

罗怀臻：经典不是不能重新理解、重新演绎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从中发现与自己有关的东西。

比如舞剧《牡丹亭》，我特别注意到原作中的“双梦”结构。人们熟悉杜丽娘的梦，但柳梦梅也有自己的梦，两个人的梦彼此呼应。同时，作品在人间、梦境、幽冥之间展开，有丰富的空间想象。我希望把这些东西在今天的舞台上表达出来。与黎星这样的青年艺术家合作，也让我看到年轻人理解和呈现经典的能力。

他们以更开阔的眼光回望自己的传统文化，会发现前人未必充分注意到的东西。经典的价值正在这里：它能够不断被发现，能够与不同时代的人产生联系。

记者：在鼓励不同艺术环节共同创造的同时，怎样理解“以剧本为本”？

罗怀臻：剧本是基础，但从案头到舞台，要经过很多人的创造。它是否适合舞台呈现，是否符合剧种的声腔规范，是否具有表演性，甚至能不能启发表演，都需要编剧与导演、作曲、舞美、演员共同研究。

要尊重剧作家的创作意图，不能越过剧作家擅自改动。但剧作家也要尊重合作者，不能以为自己的文字一个字都不能动。合作者也要把他们的感悟和体验放进作品里。我的一些作品，舞台呈现比文字更加精彩、更加传神，我应该感谢这些合作者。

对剧本的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要看它能否转化为成功的演出、能演多久、传播得怎么样。一个剧作家已经离世，作品还在演，声腔还在传唱，他就仍然活在观众心中。

记者：您多次谈到文旅戏剧、演艺新空间。它们的成长，为戏剧振兴提供了怎样的思路？

罗怀臻：它们提醒我们，戏剧与观众相遇的方式可以改变。比如“只有河南”，它表现人与土地、人与粮食的关系，与当地文化有很深的联系；在观看方式上，又让观众进入不同的空间，坐着看、走着看、站着看。改变了观看方式，并不意味着不能有深厚的主题。

乌镇、阿那亚等地的戏剧活动，也使戏剧与一种文化生活联系起来。人们来这里，不只为看某一出戏，也希望与志趣相投的人相遇。人们因戏剧形成了社区，戏剧也由此进入了生活。演艺新空间里的年轻人同样在通过演出表达自己，与观众建立联系。

我自己也在探索新的演出方式。最近，我们正在酝酿与上海昆剧团合作《汉宫秋》，希望改造院团自己的空间，突出声腔的魅力，把演出与所在街区联系起来，从一开始就考虑驻场演出的可能。另一个探索是为新昌调腔创作《封神演义》，发挥人声、帮腔和打击乐的特点，同时考虑怎样通过专业合作走向市场。

记者：《计划》实施后，您最期待看到怎样的变化？

罗怀臻：三年其实很快。从选题、采风、酝酿、完成剧本，到排演、演出、听取反馈、修改，一部作品就可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因此，应该把这三年看作一个启动，一个改善机制、营造环境的过程。

我期待政策能够稳定地支持创作，让专业的人参与专业的工作，让艺术家有充分的空间，也让年轻的创造力量成长起来。三年以后，再根据实践作出理性、客观的评估：哪些办法有效，哪些还需要调整。

振兴最终要体现在作品和演出中。让戏剧更有当代性，让它与观众建立真实、持续的联系，这样的变化才有长久的意义。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2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