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剧《班昭》、淮剧《金龙与蜉蝣》，到舞剧《朱鹮》《永不消逝的电波》，再到越剧《我的大观园》、舞剧《牡丹亭》，戏剧家罗怀臻的创作跨越多个剧种、不同舞台形态，也始终贯穿着一个探索：戏剧如何与当代人的生活和心灵相接？

《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以下简称《计划》）的印发，为戏剧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振兴要从哪些层面入手？怎样让政策的支持真正转化为创作的活力？面对不断变化的观众，戏剧又该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围绕这些问题，光明日报记者专访了罗怀臻。

记者：您如何看待计划的印发？要把这份支持落到实处，首先需要把握什么？

罗怀臻：这是一个暖心的工程，体现了国家对中国戏剧、特别是戏曲的重视。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文化选择越来越多的今天，仍然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但暖心之后，要能唤起人的热忱，激发创造。我的理解是，这应当是一个推动创新发展的计划。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和落实各项举措的基本出发点。

我们过去常常争论，什么是继承，什么是创新，一部作品究竟守住了多少，又改变了多少。争来争去，容易陷入自我消耗。要看到，一招一式、一板一眼的创造，最终是要使艺术获得新的生命，形成这个时代自己的表达。宋词里流淌着唐诗的神韵，但宋代也要有宋代的文学创造。不能身在宋代，每天只焦虑着怎样复兴唐诗，却看不到正在生长的宋词。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戏剧发展最值得重视的症结是什么？

罗怀臻：首先要把当代演艺业看作一个整体，不能只看到自己熟悉的那一部分。一些院团在为演出难、观众少而焦虑，同时，先锋戏剧、文旅戏剧和演艺新空间又在成长。观众并没有离开戏剧，他们的选择发生了变化。

我比较担忧的是，一些专业院团与观众、与市场的联系不够紧密。专业院团有保护传承的责任，但它还要演出，要面对观众。我们有非遗保护体系，也有群众文化体系，专业院团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职责和生存方式，不能把缺少观众当作理所当然的常态。

还有一个症结，是创作容易围着会演和评奖转。选什么题材，采取什么形式，常常先考虑什么容易获奖。久而久之，题材越来越窄，表达越来越相似。作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评价体系里循环，却没有真正接受观众的检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创作和演出中。

记者：《计划》提出鼓励各院团成立创作室。您为什么强调，这类举措需要因地制宜？

罗怀臻：有了创作室，并不等于就有了创作能力。过去，院团新排一出戏，可以连续演出一段时间，观众对新剧目的需求比较旺盛，院团需要相应的生产能力。后来演出市场发生变化，有些院团创作人员不少，作品却缺少排演的机会，人才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所以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让人才流动起来。上海院团可以用北京作家的剧本，北京院团也可以请上海的导演。这对人才相对缺乏的地区尤其重要。

今天加强院团创作力量，也要看到这些经验。要研究本剧种、本院团的特点，培养熟悉它的人才，同时保持开放的合作机制。关键是让人能创作、让作品能演出。不能认为成立了一个机构，就完成了创作能力建设。

记者：针对创作中的资源浪费，《计划》要求杜绝“脱离艺术本体、不计成本的‘大制作’”。在具体落实中，应当怎样理解？

罗怀臻：要注意这个限定，不能泛泛地把大制作当作原罪。制作规模要与作品的艺术需要、演出方式以及它面对的市场联系起来看。

一些文旅演出，本来就需要较大的空间和相应的技术投入，有自己的经营核算，也会给一座城市带来文化和旅游方面的影响。不能只看投入的数字，就简单判断它有没有价值。

同样，我们建了现代化的大剧院，有了新的舞台技术，就应该研究怎样发挥它们的艺术表现力。如果一提舞美、一提技术就担心被说成大制作，最后大家都不敢探索了，也不利于舞台艺术的发展。要防止的是脱离艺术需要、脱离实际条件的投入，而不是限制艺术表现本身。

记者：您也谈到了剧本论证和评价机制的问题。怎样才能让这些机制真正帮助创作？

罗怀臻：出发点应当是尊重创作规律，帮助作品提高。一个作家写剧本，可能要花一年、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读一遍剧本、听一遍简短发言，很难把其中的问题都看清楚。如果创作者面对的是层层论证、反复表态，而论证又与评奖紧紧捆绑，真正的创造就可能受到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