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0月10日电(罗春昊)一次年度工作会议上，一直深耕精神卫生领域的李平(化名)说：“平时去偏远地区随访，组织筛查、科普活动，有时候对方不配合，工作人员被狗咬，每次要带着礼品去。”在场来自全国各地精神卫生领域的院长、专家很有共鸣。

李平描述的只是基层精神卫生工作的一个切面。会后，聊起多地精神病医院扎堆更名的事情，李平打趣说，自己管理多家精神病医院，每次和朋友聚会，哪怕是当着外人的面，朋友也喊他“李精神病”。

当“精神病”从一种疾病名称演变为一种标签化的指代，精神疾病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承受的“暴露压力”就愈发明显，医院更名也随之进入公共讨论。

今年9月，原湖南省郴州市精神病院正式更名为“郴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更名的念头在院内酝酿许久。摘牌后，医院党委书记曹国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更名的初衷是去掉“病耻感”，同时也有业务拓展、人才培育与引进等原因。

不止郴州，广西防城港市精神病医院也于今年更名为“防城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此前，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精神病医院更名为“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三人民医院”；湖南株洲市三医院(株洲市精神病医院)更名为“株洲市三医院(株洲市脑科医院)”……

从更名的命名方式看，精神病医院多更名为“XX人民医院”“XX脑科医院”“XX康复医院”。李平说，其管理的多家精神病医院中，仅有一两家直接以精神病医院命名，其余多接近康复医院命名。

多位行业人士向中新健康表示，精神病院更名并非现在发生，过去有更名、未来都有可能。这背后是精神病医院在生存、区域功能定位、医保、运营能力、人才等方面所面临的系统性问题。

多家精神病医院更名，外界看到的是医学人文的东西，例如去除病耻感与污名化。而包括几位院长、医院管理咨询者在内的数位业内专家看到的是“精神病医院的定位与精细化运营难题”。

李平说，精神专科医院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重要位置，但医院同时也要面对收支平衡的现实压力。这种压力并非精神专科医院独有，而是当前医院从粗放到精细化运营发展过渡期所面临的普遍挑战。

李平向中新健康表示，“很多民营精神专科医院在亏钱，我们也赔”。

去标签化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更名不能代替能力建设。

此前，精神类治疗收费曾存在多重乱象，一是项目设置“多而乱”，音乐治疗、暗示治疗、松弛治疗等名目繁杂且互不兼容，导致无法计费或随意解释收费；二是“治疗”与“咨询”界限模糊，收费方式不统一，存在重复收费，患者负担重；三是“精神科监护”标准缺失，与护理边界不清，滥用严重，成为过度诊疗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高发区。

2024年11月，国家医保局发布《精神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通过整合项目、区分治疗与咨询、规范监护收费，从源头遏制这些乱象。

“原有治疗项目被整合，医院可收费项目相应减少；与此同时，人力成本持续攀升。卫健、医保部门对医护与床位比提出明确要求，医院需按标准配足医生和护士，我们医院的人员薪酬社保支出占业务支出的比重也从原来的45%左右升至超过65%。收支两端同时收紧，对医院的精细化管理能力构成了不小考验。”李平表示。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向中新健康表示，“国家医保局飞行检查每年会增加一些主要检查范围，现在把精神病也一起扩到检查范围内，检查的不只是医疗项目本身，还有机构设置床位数、配置医护多少等，从规范管理的角度看，这有助于推动精神专科医院提升服务质量；但从医院运营角度看，合规成本上升，部分医院确实需要重新评估床位规模和人员配置。”

李平表示，公立精神专科医院虽有财政补贴，但保障水平受地方财力、区域规划、医院定位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客观差异。公立精神专科医院承担着较大的公共卫生职能，其公益性定位需要在财政投入、医保支付、价格政策等方面得到更系统的体现。

从公开数据看，不同医院差异明显。例如，四川内江市市中区精神病医院(内江市市中区人民医院精神专科病区)2025年总收入239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561万元，收支基本平衡；淳安县第二人民医院2024年7月挂牌，精神专科病区2025年5月启用；至当年9月底的5个月试运行中，累计收治60名患者(平均日在院10.03人)，核算亏损约85万元。县财政能给予一定经费补助，但病区63张床，按350元/天床日费测算，床位使用率需达90%才能覆盖病区内运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