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实践在思想生成中的地位得到更加自觉的确立，对哲学含义的理解从形而上的普遍哲学转变为更加丰富而具体的包容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哲学。“哲学的中国化”关注既有的哲学理论如何进入中国，怎样在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理解、运用和发展；而“面向中国的哲学”则把中国实践置于提出问题、检验答案和形成理论的起点，在现实的矛盾关系中发现前理解结构的边界，以新的分析、新的判断拓展理论的穿透力、解释力与指导意义。

在方法论层面，“面向中国的哲学”将理论创新的问题从中国实践如何契合理论路径转变为中国实践如何经过思想加工提炼出实践经验的哲学内核。前者是从普遍性走向特殊性，后者则是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后者要求深入特殊经验的历史条件，剖析笼罩着研究者自身的时代，并抽丝剥茧般寻找到其中客观的、历史的联系，以创新的、饱含社会历史特殊性的理论，回应时代问题的呼唤。

由此再看韩震教授以“探索”为这本著作命名，便能体会其中更为深长的意味。从学习西方哲学，到借助既有理论理解中国，再到自觉地从中国实践中凝练思想，这段治学历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化，也逐渐展开为一位哲学工作者对自身使命的理解。韩震教授将这种“以思想把握时代”的自觉贯穿于全书，使“面向中国的哲学”成为可以循着具体问题继续展开的研究工作。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年学者，这份探索所留下的启发，在于如何从思想的学习者逐渐成为思想的创造者，在亲历的现实中发现值得追问的问题，并使自己的认识进入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讨论，以中国为方法，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