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在其新著《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版）中，以“探索”为自己的工作命名。该著作既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应该关注的问题，也阐明了哲学的研究如何从现实问题出发、利用思想资源、形成孕育于现实的新的判断。

这本著作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连贯的理论线索与高度自觉的方法论追求，是对中国哲学前沿研究的系统性示范，也为希望理解哲学如何在当代中国生长发展的哲学工作者们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治学参考。韩震教授自述，他青年时期学习西方哲学，继而尝试用中国的语言表达这些思想，借助它们理解中国，到后来将西方哲学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来阐释问题，最终从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理论并尝试表达。既有的思想资源是进一步创新的基础，然而是选择囿于过往的解释结构，只是“旧瓶装新酒”，还是选择汲取古今中外的思想精华，在实践中把握现实的具体性，往往是青年研究者难以自主察觉到的问题。对此，韩震教授结合人生经验、时代观察与哲学思考作出了回答，这一回答可以理解为从“哲学的中国化”到“面向中国的哲学”。

从“哲学的中国化”到“面向中国的哲学”，这一话题令人想到金岳霖先生提到的“中国的哲学”“哲学在中国”的问题，时至今日，有关中国的哲学研究仍然需要对此给出答案。这里的哲学意指一种“普遍哲学”，而在中国土壤下的哲学就因其特殊性似乎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次级的、不纯粹的哲学。韩震教授提出“中国的哲学化”的命题，是对这一问题的当代回应。如果哲学仅仅是一种普遍哲学，那么这种普遍性哲学就会因无法吸纳现实的特殊性而成为空中楼阁。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璀璨的思想成果，这些把握了时代的思想，无一不是真正的哲学。中国历来是拥有哲学的，中华文明拥有对于时代的特殊性的把握，拥有建立普遍性的方式，只是这种哲学，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历史实践，需要被发掘、被揭示、被表达，这也正是“面向中国的哲学”的意义——“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问题出发，将现实问题用哲学的方式加以思考凝练出来的理论成果”，亦即“把中国客观现实的问题上升为哲学理论的逻辑表达”。

中国由此既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哲学问题、概念和理论生成的土壤。研究者需要深入中国的历史与实践，辨认其中尚未得到充分说明的关系，使经验获得能够论证、能够交流的思想形式，将中国以哲学的形式表达出来。一个时代总是包含着纷杂的事件，包含着无数个体的生活经验与精神感受，哲学恰恰是要从所有这些现实的材料中辨认时代的问题、凝聚时代精神，揭示分散的变化之间的联系，进而把握人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以及历史又将走向何处。

但对于身处时代之中的人而言，把握时代并不容易。熟悉的生活可能因习焉不察而遮蔽问题，陌生的变化又可能因尚未定型而难以辨认。哲学的工作，恰恰在熟悉造成的局限与陌生带来的阻碍之间展开。中国道路的选择、社会制度的变革、知识生产方式的更新，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都要求研究者超出事件表面，追问其历史条件、内在逻辑与价值方向。韩震教授在这本著作中对于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实际上便是面向中国的哲学的工作示范，作为身处新时代的哲学研究者，如何做到出自时代又把握时代，用孕育于历史与当下的语言将现在与未来表达出来，这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追求。在这本著作中，面向中国的哲学成为了一种自觉的研究工作，从现实中提出问题，将经验关系转化为概念与理论，再以更充分的认识返回实践，理解和阐明中国的、时代的特殊性，进而触及到真正丰富、真正属于时代的普遍性。

沿着“中国的哲学化”这条线索，全书的十六章从四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开展“面向中国的哲学”的工作。

首先是回应时代问题。中国为什么需要新的哲学表达？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社会发展、精神变化和哲学理论创新切入，把时代呼唤哲学创造的要求放置到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既体现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又体现为人们对自身处境、发展道路和未来可能性的重新认识。社会发展与理论变迁的相互塑造，也是哲学与时代之间双向关系的鲜明写照，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时代背景提出的问题，是面向中国的哲学表达首先遇到并最终要给出回应的对象。关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讨论，进一步到新时代与哲学的研究本身，韩震教授讨论了当人的精神面貌与现实处境发生变化，理论如何形成与之相应的主体性、原创性和问题意识？社会生活的改变进入人的精神世界，给出新的问题，并进一步转化为理论创新的要求。既有思想资源需要在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面向中国的哲学首先是中国所面对的时代问题的哲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