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那段时间，萧华瘦了十几斤，转氨酶几度升高，原本要养好的病又加重了。王新兰非常着急，让周恩来劝劝萧华。周恩来打电话给萧华，以命令的口气说：“萧华同志，我命令你停止写作。”只是这一次，萧华没有听周恩来的话。

经过几个月呕心沥血的创作，12段组诗终于完成了。萧华借用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作为组诗的总题目。他把写好的诗稿从杭州寄回北京，嘱咐秘书李圭印发给在京部队的一些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并约请他们进行座谈，提出修改意见。据李圭回忆，这些座谈、意见汇总寄回杭州、萧华修改后再寄回，来来回回循环往复至少有八九次之多，直到11月中旬组诗才基本定稿。周恩来看到组诗后非常高兴，他给萧华打电话说：“萧华，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件好事，我周恩来感谢你。”

1965年8月，《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首演。资料图片

在构思组诗之初，萧华便考虑到文本要宜于朗诵、便于歌唱，想让这部作品谱曲之后变成歌曲更方便传唱。据萧华之女萧霞回忆：“写完之后，父亲又在想，要是能把《长征组诗》谱上曲、唱出来，就更好了。”对此想法，周恩来也大力支持。

1964年11月中旬，萧华通过总政文化部将为组诗谱曲的任务交给了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下属的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并强调不是让他们合作写一台歌曲，而是分别组成两套班子：总政歌舞团侧重排演带有舞蹈的表演大合唱，战友歌舞团打造面向大众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并允许他们根据作曲需要，改动部分词句。由此后来出现了“总政版”与“战友版”两个版本的歌曲。但两套版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总政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交响色彩浓厚，偏重于宏大的歌舞表演，1966年2月仅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为当时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了两场，原计划拍摄舞台艺术片，后因时局变化计划搁置，没有面向社会公开演出，完整乐谱也未对外流传，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我们熟知且至今仍在传唱的是“战友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对于这两个版本，周恩来曾问萧华哪个更好？萧华回答：“各有千秋。”

对于“战友版”《长征组歌》的音乐创作，参与作曲的李遇秋曾回忆：

我们晨耕团长当时接到一个任务，军区通知他去总政那儿取一个稿子，萧华同志写的词，具体怎么回事，反正是总政那边会给说的。后来听说在交任务的时候，萧华同志说了：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几位作曲同志，对民族音乐的形式比较熟悉，写了不少群众喜爱的歌曲，他们又有一批较好的独唱演员，先请他们对长征组诗谱出一个比较通俗、易学易唱、具有民族特点的曲子，争取明年七一或八一演出，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

从1964年12月起，战友歌舞团的4位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和李遇秋开始初稿的创作。考虑到组诗的后两段是长征胜利后北上抗日的内容，他们选取了前10首进行谱曲，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一稿。1965年4月下旬，他们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萧华逐段试唱谱曲效果。据李遇秋回忆，他们试唱后，萧华表示满意，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邀请大家和他住上一段日子。之后，萧华不顾疾病缠身，抽出10个上午给他们4人细致讲解了每一首诗的历史背景，告诉他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写，长征期间都发生了什么。10天相处中，4位作曲家大受震动，同时也感受到了萧华的敏捷才思。比如，当大家提到《四渡赤水出奇兵》中“毛主席用兵妙如神”的“妙”字不好演唱时，萧华略一思索，便改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经典歌词。“我当时完全进入了红军长征当中的一种状态，”李遇秋说，“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返京后，战友歌舞团经过准备，从5月份开始进入正式排练。这期间周恩来对排练提出了不少意见。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萧华的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紧接着《解放军文艺》7月号也在首篇刊载组诗。此时萧华已经由杭州转至天津疗养，战友歌舞团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后，决定7月下旬到天津预演，同时请萧华审查。当萧华看到舞台上穿着红军装束的演员，听到他们或气势磅礴或委婉深情的演唱时，激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