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首次授衔授勋典礼上，39岁的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硝烟渐渐远去，但长征路上的烽火、对牺牲战友的怀念却始终萦绕萧华心间。1962年，他在为《长征画集》作序时写道：

当翻阅这本画集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这些画面，一下把我引入到20多年前的回忆中去，使一些永生难忘的情景展现在我的面前……多少同志永眠在长年不化的冰雪中，多少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长征的道路。

这份埋藏心底的生命记忆，在岁月中不断沉淀蓄积，直到1964年他于杭州养病之际，终于化作笔下滚烫的诗篇，成为《长征组歌》最深厚的情感源泉。

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首次公开发表了萧华的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 资料图片

1964年2月，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由于下连队时染上肝炎，在北京301医院治疗。因在北京事情太多，不利于康复，周恩来批示要求萧华离开北京到外地疗养。同年4月，萧华夫妇来到杭州西子湖畔疗养。1964年10月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30周年，社会各界都在筹备纪念活动，有媒体向萧华约稿，请他写点儿纪念文章。

其实，萧华早就萌生过书写长征的想法，但囿于日常繁重的军务，始终难以腾出时间落笔。在杭州养病的这段时间，恰好给了他一个难得的契机。作为长征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尤其是亲身见证“少共国际师”大批少年战友血染征途，萧华深感自己有责任把长征的历史与牺牲将士的故事讲给后人。于是他决定以抱病之躯，通过文艺形式，开始对长征来一次集中的概括和总结。

至于用什么样的文艺形式，萧华考虑到自己身体状况欠佳，不便写长篇大论，经过慎重思考，他决定用诗歌的形式。他认为诗歌这种形式，“可以用丰富的思想感情，凝练而有韵律的语言，更集中、更概括、更形象地表达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在具体创作上，采用一种新的体例——“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由四个三字句，八个七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一诗一韵，押一个统一的韵脚。这种形式既有严格统一的格式，易于朗诵，朗朗上口；又不受平仄、对仗的严格限制，能够用通俗的语言表现出丰富的内容。

定下了组诗的形式，萧华又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12个节点安排整体结构，这就是：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这些节点都是萧华亲身经历并且不可能忘却的记忆。于是，在西子湖畔的小楼里，他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大的创作热情，开始了创作。

为了真实反映长征这一壮举，萧华查找了大量的文献，读了大量的关于长征的论述，他重温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以把握党中央对长征历史地位与战略意义的权威论断。他还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有关长征的诗词，来寻找创作灵感。他反复锤炼语言、推敲韵律，创作的过程非常艰辛，尤其拖着病体更非易事。

据萧华的夫人王新兰回忆，为了不影响萧华的身体，在创作前，她曾与萧华有许多“约法”和“规定”，但萧华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就不管不顾了。他们所住的那栋小楼常常夜里灯火通明，萧华甚至通宵达旦地进行写作。长征途中的一幕幕场景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对那些惨烈战场、艰难征程的回忆让他连续十余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稿纸上都沾满了泪水：

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那样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眼泪的。

王新兰也是长征亲历者，在不满11岁时就踏上了长征路，并且经历三过草地的艰苦历程。她曾饿得倒在草地上爬不起来，是队长用舍不得吃的一点炒面救了她的命。萧华在写作时曾问妻子长征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王新兰回答：“一是觉得怎么路那么长，总也走不完，二是总是感觉饿，三是冷，除了雪山就是草地。”萧华听后脑海中瞬间就有了《过雪山草地》中的前四句“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后来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过雪山草地》中的这几句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母亲，因为她的经历让这几句诗一下就从他脑子里浮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