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所谓口传文本，指耳听者用文字记录讲说者或叙述者凭记忆口传的内容。由于口传文本是“听音”记录，而很多汉字又具有一音多字的特点，所以记录时不免会出现以同音字（鉴于字音、字形不断演变等原因，本文所指“同音字”包含读音相同与相近的情形）替代本字的现象。这既是口传文本的基本特征，也是确定口传文本的主要依据。

口耳相传，本是人类在发明文字前传承生活经验，乃至知识和文化的主要形式。文字发明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知识和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而今，文本早已成为我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再加上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主要途径是古人留下的文本，而这些材料反映的主要是精英文化的传承方式。置身于以上两种情景下的研究者，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古代知识和文化的传播方式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其实，在文字发明以后漫长的中国古代，普通民众识字率较低，掌握和利用文字的主要是精英阶层。包括本文讨论的唐五代时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民众获取知识和文化的主要途径仍然是口耳相传。但是，这样一条重要的知识和文明的传播途径，却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很难得见。所幸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些口传文本，从中可以窥见古代民众以口传形式传承知识和文化的具体情况。本文拟对这类文本略作分析和说明。

第一类是寺院口传说经的文字记录。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寺院，既有依据文本照本宣科式的讲经说法，也有口说耳听式的说经。如斯4654中有一段文字：“甚是七等角知？轻安角知，等角知，见觉知，泽觉知。”以上文字，初看不知所云，后经检索，发现所谓“角知”，其实是“觉支”。“七觉支”是佛教的基本概念，最早见于《阿含经》，包括“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和“舍觉支”。所以，以上之“角”的本字应该是“觉”，“知”应该是“支”，“等”应该是“定”，“见”应该是“念”，“泽”应该是“择”。经过校改，这段文字应该为：“甚是七等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念觉支，择觉支。”以上引文一共才19个字，却有11个是用同音字替代本字，虽然敦煌写本中之同音借字常见，但此件同音字出现的频次远远高于一般写本。推测只有在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讲说佛经的情景下，才会出现以上现象。因为在这样的场景，无论是讲说者、听者还是记录者，手中都没有文本，听者和记录者听到的只是字音，关注的也只能是字音和字义而非字形。在这样的情况下，“角”和“觉”、“知”和“支”因为音近被混用。所以，以上例证中的替代字其实不是借字，只是同音字。这应该才是此例存在大量同音字替代本字的原因。此外，在以上引文中，记录者并非不认识“觉”字才用“角”字替代，因为后两个“觉”字是正字。记录者在能够分辨正字和别字的情况下，仍然大量使用同音字替代正字，只能说明在口耳相传的情景下，很难对同音字作严格区分。如果记录者熟悉讲说的内容，同音别字就会少一些；反之，以同音字替代本字的数量就会很多。斯4654中还保存了“释三科名相”“释四念住、四神足、四正断、五根五力、八圣道支”等文字记录，也都有与上引“七觉支”类似的文本特征，看来此次说经很可能是向刚出家的徒众传授佛经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斯5475《坛经》亦保存了和以上引文一样的文本特征，说明在当时也有高僧在敦煌凭记忆口传《坛经》（参看郝春文：《一份口传说经的文字记录——斯5475〈坛经〉的写本学考察》，《敦煌研究》2017年第1期）。

第二类是寺院举行佛事活动时以口传形式说唱的偈赞。在寺院举行佛事活动过程中，常有唱诵偈赞的环节。唱诵的形式有齐诵；也有一人领诵，遇到每段句尾重复的句子众人齐诵。唱诵偈赞的时候，有的时候依据文本唱诵，也有凭记忆口传者。如斯4654中之“大乘净土赞”，原文是：“之佛在心头，而次不能求。甚物令希遇，急手造勒修”。以上赞文的正确文字是：“诸佛在心头，汝自不能求。慎勿令虚过，急手早勤修”。原文的“之”是“诸”的同音字，“而次”是“汝自”的同音字，“甚物希”是“慎勿虚”的同音字，“遇”为“过”的形误字，“造”是“早”的同音字，“勒”为“勤”的形误字。如果用校改模式，以上赞文应为：“之（诸）佛在心头，而（汝）次（自）不能求。甚（慎）物（勿）令希（虚）遇（过），急手造（早）勒（勤）修”。我们看到，一篇20个字的赞文，同音字替代本字多达七个，形误字两个，错别字几乎占了一半。这样的错误概率很难用抄写者水平低来解释，因而也很可能是抄写者据口耳相传所作的文字记录。又如斯668背“散莲花落抄”中有“也中为成出弓为”一句，依据文字很难明白其含义。其实这是在讲说悉达多太子半夜逾城出家的故事，正确的文字应该是“夜中逾城出宫闱”，七个字有五个是用同音字替代本字。显然，此件也应该是口传文本。由于当时敦煌的很多佛教赞文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行的，所以这类赞文中的不少文本都留有和上举文本类似的口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