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前漫长的“写本时代”，中国文学是以“写本”为基本单位，制作文学、传播文学，文学消费者接受的往往不是一篇作品，而是一件写本；这件写本上可以抄一篇作品，更多的是抄数篇作品。每一次的抄录几乎都存在改编、增删，不同的作品会重新组合，从而形成新的文学写本。每一件写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文学世界，都会呈现不同的文学风貌。抄有数件作品的写本，除了组成此写本的数件作品之间有着值得探讨的内在关系外，其中的每篇作品都有其独特的个性，而这些个性往往和其他写本抄录的该篇作品有差异。除了文字的差异外，还有写本的整体性、系统性赋予他们内涵的不同。

比如近五十年来，出土了六种《老子》的早期写本：郭店战国楚简三种、马王堆西汉帛书两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一种。每一种写本上《老子》的文本都不同，且差异较大，反映了流传过程中人们对《老子》内容的选择。郭店三种《老子》，其中第三种与《太一生水》合为一件写本，学术界或认为这两篇其实是一篇逻辑清晰的文献，《太一生水》是对前抄《老子》的引申和发挥。帛书《老子》两种，甲本《老子》之后接抄有《五行》《九主》《明君》《德圣》《九主图》，作为同一件写本；乙本《老子》抄在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之后。甲本乙本《老子》的摘抄内容不同，与它前后同抄文献有密切关系。同一种作品在不同的写本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与其他作品的组合方式也不同，呈现了写本制作者对其内涵的认识，与当时的文化情境密切相关。

所谓整体性，就是要把一件写本中的数篇作品作为互为关系的整体，探讨它们之间从体制、内容到运用的共同性，也探讨写本制作者把它们抄在一起的用心。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构成文学文本，体现文学主人的知识世界和情感世界。比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为五十一支简编连成的写本，内容分为十部分。其中第七部分是三十九句韵文，用“三三三七四七”句式讲为吏之道，与《荀子·成相》体式相同，契合《汉志》“诗赋略”中的“成相体”，因而为学术界所关注，近三十年来编撰的多种《秦汉文学史》都讨论过这篇作品。其实，写本中十部分是一个整体，它是墓主人“喜”的杂抄本，“喜”是秦代小官吏，担任御史、令史等文职书记员和司法小吏。《为吏之道》真实地展示了“喜”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忧虑，呈现了当时基层官吏战战兢兢的心态和精神世界。同时，简册还为我们再现了秦代基层官吏以背诵为主的学习方式。写本以四言韵语为主，说明这是他平时背诵的官箴警句。内容零散，各段之间逻辑关系不明确，说明整件写本的内容是不成系统的，是他分数次凭记忆完成，反映了这段时间“喜”的心理状态不佳，思维琐碎紊乱。第七部分“成相杂辞”，以后世弹词一样的快板曲调吟唱，节奏分明，韵律铿锵，内容连贯流畅。心理学研究证明，长歌当哭，是对零乱思想的最佳平复和对压抑情绪的最好发泄。因此，整件写本就是以“喜”为主人公的文学世界，这里有他的形象，还有他的思想和情感。

文学写本的流动性，可从两方面讨论。第一，一件文学写本反映的是创作或编集的动态过程（写本时代写本的制作者往往兼具作者和编集者双重身份）。比如，敦煌S.6234、P.5007、P.2672三件写本可以缀合，是晚唐浙东流寓到敦煌的诗人张球的手稿，保存了近三十首诗，包括他的创作草稿和整理誊清稿。诗篇记录了作者从凉州出发，一路向西，经张掖、酒泉、敦煌、吐鲁番，一直到今新疆焉耆和库尔勒之间的铁门关。晚唐时期，这一地区人烟稀少，破败荒凉。诗人忧愁、孤单，思念家乡，一路上，他拿出朋友写给他的信札，在这些单页信札的空白处写下了诗的初稿，后来又对诗稿进行修改、誊抄。透过敦煌保留的这几片残纸，似乎看到诗人的身影，看到唐人诗歌创作、记录、保存、传抄、流动的现场和过程。第二，同一篇作品，在不同的写本中文字有差异，同一写本的关联作品也不同。这种文字的不同和关联文本的不同，会使作品的寓意发生变化。比如敦煌有多件写本抄有刘长卿的《酒赋》：P.2488写本与《贰师泉赋》《渔父歌沧浪赋》《秦将赋》抄在一起，可见是俗赋的汇录。这件写本中，《酒赋》名“高兴歌酒赋”，同一写本中的《沧浪赋》题名“渔父歌沧浪赋”，说明这一组赋是用来唱的，“高兴歌”“渔父歌”是它的乐府歌调，“酒赋”“沧浪赋”是篇名。P.2633写本中《酒赋》与《崔氏夫人训女文》《杨满山咏孝经》抄在一起，这三篇作品都是婚礼上的诵词，说明《酒赋》是婚礼的劝酒词。P.2544、P.3812、S.2049三件写本中，《酒赋》与刘希夷《白头吟》、高适《燕歌行》、王翰《饮马长城窟行》、李白《将进酒》等抄在一起，是吟诵的歌行体作品集。在不同写本中，同一篇作品的文本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是其流动性的表现，也是用途的特殊性和制作的个体性的表现，呈现了不同的文化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