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之前，中国的文字记录主要用抄写的形式，学术界称之为“写本时代”。写本的载体主要分为简牍和纤维纸，因此写本时代又可以划分为简帛写本时代（前13世纪—5世纪）和纸写本时代（5世纪—11世纪）。简帛写本时代，大约从殷商开始，直到5世纪的东晋后期，纸写本完全代替了简本。这中间有300年左右的简纸并用时期。东晋后期到宋代初期约700年，纸写本记录着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北宋中期之后，刻本遂成为文字的主要载体，中国文化进入刻本时代。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千多年，其中写本时代至少两千多年。因此，不研究写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有缺憾的。

现代意义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其主要源头是清代汉学，尤其是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整理典籍强调在古本、善本基础上校勘，最后形成最接近原始文本的“定本”。但他们所说的“定本”，主要是刻本。20世纪初，梁启超、胡适等倡导“整理国故”，提出用科学方法重新研究古籍，强调实证与系统性整理。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将地下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开创文献研究新范式。在此基础上，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问世，是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通论性著作。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创会会长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1982）出版，构建了以目录、版本、校勘为核心的学科框架，标志着“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但是，现代古典文献学是立足于宋代以来的刻本文献建构其学科理论、学理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对20世纪出土的写本文献或者关注不够，或者纳入“刻本”系统进行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写本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其研究方法有削足适履之嫌。

19世纪末以来，出土的大量写本时代原生态的“简牍写本”和“纸写本”，呈现了与后世刻本不同的文本形态。出土的简牍写本，主要有战国时期的郭店简、曾侯乙墓竹简、包山楚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秦简主要有湖北的睡虎地秦简、江陵王家台秦简、湖南的里耶秦简、甘肃天水秦简、北大秦简等。汉简主要有甘肃居延汉简、武威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水泉子汉简等，以及山东银雀山汉简、河北八角廊汉简、安徽双古堆汉简、江西海昏墓汉简、湖北张家山汉简、荆州胡家草场汉简、成都老官山汉简、北大汉简等。三国及晋代的竹木简，主要有新疆古楼兰遗址魏晋木简、湖南走马楼吴简等。在总数超过三十万枚（件）简牍中，一部分是“牍”“方”，至少有两千多件由多枚简编连而成的“写本”。据我们初步考察，可以算得上“文学写本”的有二百多件，文学作品或具有文学性的文章有一千五百多篇。简册之外，还有大量的甲骨文、金文、帛书、战国盟书、秦汉玉牍、早期石刻、砖志等，真实再现了“写本时代”各类文献的原始面貌，为学术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生态文本。

写本时代的纸写本主要指敦煌写本，总量超过7万件，其中有大约800多件文学写本，抄录的文学作品有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解座文、话本、词文、诗、曲子词、故事赋、邈真赞、书、启、状、牒、碑、铭等数十种文体，内容雅俗并存，以俗为主。吐鲁番文书中，也有100多件文学写本，其中碎片较多，内容包括唐前经典文学、讲唱类文学（讲经文、变文、歌辞、斋文、故事赋）、文人诗文类、应用文书类、官私文书类等，有俗文学，也有雅文学。日本也保存了奈良平安时代（710—1192）的中国文学写本。据阿部隆一《本邦现存汉籍古写本类所在略目录》统计，奈良、平安、镰仓时代的汉籍古写本700多种（不包括佛教写本和敦煌写本），这一时期的文学写本近60部。

简牍的出现，形成了国际显学“简牍学”。法国汉学家沙畹《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1905）和王国维《简牍检署考》（1912）是简牍发现初期的代表著作。从此就形成了“简牍制度”研究和“简牍文献”研究两大类。“简牍文献”是简牍学研究的重点，论著数以千计。敦煌吐鲁番学也是国际显学，从1909年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发表至今一百多年来，初步统计的研究论（译）著超过17000多部（篇）。

随着“简牍学”和“敦煌学”的开展，学者发现，研究写本，并不等于研究“文献”或“文本”，“写本研究”指的是围绕“书写”这一行为所形成的一整套研究，包括写本载体、书写工具、书写方式、抄写内容、写本流传等诸多方面。过去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研究简牍写本和敦煌写本，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采用“挖宝”式方法，从一件完整写本中“挖取”研究者所需要的某类或某种体裁的作品，而对抄在同一写本的其他内容顾及较少。第二，按照传统文献学的“定本”意识，把不同写本上的同一篇文献，通过校勘合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定本，而无视不同写本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文化情境。第三，对写本的制作和制作者、同一写本上不同文献之间的关系考虑不够。如果说研究传世文献主要是平面的静态的方式，那么，写本学研究则更强调动态的过程，它呈现的是文本的生成、制作、传播等一系列过程。因此，个体性、流动性和整体性是写本研究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