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先秦诸子的“开来”，是指诸子皆展望未来新的政治形态，其思想被广泛运用于后世的社会实践，奠定了其后两千余年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诸子时代的社会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天子失势、诸侯征伐的乱局，但从深层看，这是历史的质变期，中华大地上原本星罗棋布的氏族、邦国被打散、整合，早期文明的模式崩溃了，一种能组织安顿天下人的新文明模式作为一个时代问题被提出来。如上文所述，之前各代的历史经验在先秦诸子那里得到了创造性转化，进而变成更深邃的理论形态去应对现实、开创未来。其中，儒、道、法诸家的学说在秦后影响深远，它们所承载的早期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也随着这种影响而作用于后世。法家汲取春秋霸政及改革的经验，推行耕战政策，并尝试编户齐民、公布成文法典、建立官僚体系、维护君主集权，从而适应了从邦国散布转向大国兼并的历史潮流，秦国对它的实践最为彻底，构建了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故而能结束乱世、建立秦朝。但法家极端的政策在学理上也受到了儒、道诸家的批判，其“不法古”而“师今”的原则也使其理论能快速见效却因在社会中缺乏文化根基而难以长久，秦朝快速灭亡，法家亦有一定的理论责任。秦亡后，儒道两家思想争夺政治与文化的主导权，道家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减少了国家机器对社会的干预，儒家则以家国同构、政治即教化等原则调和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两者都保留了法家的制度构建又以各自的价值理念超越它，故而文景之治崇黄老亦不废刑名，武帝独尊儒术却喜用酷吏。从运用历史经验的角度来说，汉儒借鉴了以周制为代表的三代王道政治来统摄秦制，形成了儒法互补甚至是外儒内法的政治形态，而道家则依靠对历史兴替的清醒认识来限制秦制的膨胀，以远古人文初兴时期的淳朴安宁来对治秦制的弊端。儒道思想以古代传统修正了法家只顾应今、唯求时效的偏激，使文明的列车不至于超速而失控。当然，儒道之间的理论交锋也一直从汉初延续到魏晋，这并非少数思想家的口舌之辩，而是代表着儒道两派对文明发展史的深刻认识，儒家重视人文的积累与提炼，道家则警惕文明的异化与偏离。前诸子时代中国文明的延续发展正是依靠着先民在不断建构、丰富人文传统时又能够不忘其所本，先民在实践中把握到的平衡被儒道两家各取一端发展，两家虽各有所偏，但两者在理论“拉扯”中实现的平衡则为后世中国文明史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可以说，诸子思想所开创的未来从未割裂过往的根脉。

总体来看，诸子时代作为社会剧变期，也是连接早期中国文明与秦后中国文明的重要枢纽，早期中国的历史经验在这个时代经诸子淬炼、实践、整合后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支撑着之后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在这个时代呈现出的不是断裂性而是连续性。而且，不同时代的历史经验进入先秦诸子的论域中形成多样的理论立场，这为后世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多样的路径，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与包容性。诸子时代将“为治”作为核心问题，以消除动乱与争端为宗旨，其相关理念影响深远，这也促成了中华文明对内追求统一性、对外追求和平性的特征。而且，诸子时代虽强调连续性，但是它亦揭示了继往开来的诸子学转化传统不断创新的特质，当今回顾诸子时代亦是在把握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征——一种连续而非割裂的创新。

共同追求自身连续性：为各文明提供互鉴平台的“诸子时代”理论

“诸子时代”不仅是理解中国文明的有效切入口，亦有潜力成为世界各文明进行交流的理论平台。

“轴心时代”理论本有为文明对话搭建平台的雄心，它通过锚定历史转折的节点，展示了世界文明进程的深层结构，将原本相隔绝的诸文明整合到同一个赛道上，赋予了它们共同的起源与目标。这比“文明冲突论”更适合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是文明互鉴值得参考的重要理论。然而，如上文所述，“轴心时代”这一命题仍隐含某种既定的理论尺度，只不过它将认可的范围从单一的西方世界扩大到了中国、印度这几个文明，其他许多重要的文明其实未能进入此理论平台，似乎它们丧失了参与文明对话的资格。

诸子时代理论则将关注的焦点从精神突破（即人的觉醒）转向文明继往开来的方式，更注重文明本身的演进与突破问题。它对于“突破”并不做精神、物质、制度等层面的具体规定，仅强调文明在危机面前总结传统、开创未来以实现连续性的能力，显然更具开放性。如上文所述，在百家争鸣中，每个学派各有其推崇的历史时代，早期中国的各代历史经验由此分别注入各家学说中，诸子百家殊途却同归于“为治”，对应着前诸子时代中国文明代代有变革却在整体上统一于连续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换言之，每个文明的突破节点其关键便是：在辩证中发展的各阶段历史经验被抽象于思想家们辩证的逻辑认识活动，在争鸣中孕育文明未来的发展新方向。所以，各文明在诸子时代这个平台中，要做的只是发现自身文明史上类似诸子百家的“争鸣”现象，并揭示争鸣背后所代表的不同阶段的历史经验，进而探讨它们所孕育的突破或促成尚在孕育中的突破，以实现各自文明在未来的连续性。如此，两个文明之间的互鉴便不是单向度的观念移植，而是要镜鉴对方的争鸣现象、发现自身的争鸣现象，进而理解两种争鸣的结构性异同、面向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借对方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诸子时代的视域下，自身文明突破的答案正藏在自己身上，不可能完全向外寻求，更不可以被外部强加，外部文明只需将自身的“争鸣”现象展示出来，做好一面镜子而非一座灯塔，这大概才是文明互鉴的真谛。中国文明珍视自身的连续性，亦应美美与共、分享连续性背后的奥秘，助力其他文明在自身历史脉络中寻得连续性生长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