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公元1175年，朱熹与陆九渊在江西信州鹅湖寺就“道问学”与“尊德性”展开三天激烈辩论。“朱陆之辩”以分歧著称，但辩论后的两人都对自身为学方法进行了反思和调整，促进了儒学向更精微的体系发展。纵观中华思想史，无论是汉代今古文经学围绕微言大义与名物训诂的交锋，还是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的抵牾，抑或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重大跃迁往往伴随着不同声部的质疑与论争，不同学说在论争中相互成全，又在更高层面实现融通。这种“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正是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南城墙遗址展示点。新华社发

中华学术史的演进如此，当下中国学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标准和“文明论”的讨论亦当如是——以争鸣促内省和发展。若仅以既定标准，尤其以当代实证标准做技术性裁判，便极易遮蔽一个深层问题：不同文明观是如何从自身传统和古典资源中汲取养分并建构标准的？忽视了这一历史过程，也就略过了“文明标准”在其酝酿期与西方古典学话语深度绑定的前因后果。有鉴于此，有必要先简述此问题如何从西方传统中返本开新，再反观中华文明的当代传承与阐释，为相关探讨提供参照。

“古典”成为研究“传统”的专门领域，被视为欧洲探寻自身文明源头的根基之学，源于古典学的建立。自18世纪末德国学者沃尔夫发表《荷马绪论》与《古代科学之呈现》以来，古典学逐渐发展为一个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神话、语言和文学研究为核心的综合性领域。1802年拿破仑政府颁布相关教育法令，将希腊语、拉丁语纳入核心课程。19世纪中叶，伴随民族国家建构与帝国扩张的浪潮，古典学在英国牛津、剑桥通过荣誉学位考试制度进一步巩固其精英教育核心地位，成为全欧显学。这一学科在20世纪初随西学东渐扎根中土，近年来蔚为大观，开启了建构中国古典学的学术自觉。因此，回溯西方古典学在勃兴期如何从古代寻找营养，并不断赋予自身以文化传统特征，尤有启发。

在德国，温克尔曼对希腊“高贵单纯”艺术理想的发掘，沃尔夫以降的语文学传统对“荷马史诗”的重新整理，皆是在古典文本中探寻精神之根。在这些寻根之旅中，“荷马史诗”既是古代文学的典范，也是西方神话学的基石。作为被构建的神圣叙事，它被置于文明源头，从未被视为非理性的“怪力乱神”而遭放逐。洪堡及德国新人文主义者（如温克尔曼）将古希腊奉为完美人性的理想与典范，认定埃及、波斯等古代文化在希腊罗马文化之下。随着德意志帝国统一及海外扩张，德国古典学更与民族主义深度纠缠，为文明等级论提供了相匹配的学术话语。与此同时，英法学界亦将古典资源带上本国文化特征和政治诉求。在英国，古典教育被转化为严苛的文本训练，旨在塑造具备“罗马式美德”的帝国管理者，将殖民扩张等同于教化“蛮族”的“神圣使命”；在法国，伴随拿破仑远征而来的东方学，则将古典资源转化为“科学”面貌的知识体系，通过建构一整套关于“他者”的话语，巩固了东方作为西方对立面与被贬低者的地位。欧洲知识精英并非在真空里凭吊古人，而是通过建构历史类比话语，将自身投射为古希腊—罗马的继承者，将殖民地视作文本中的“蛮族”，由此，历史传统借古典学完成了返本开新：以向古典寻根为“本”，以建构帝国等级为“新”，将神话与文本里的“传统”转化为一套确立西方文明话语权的新理论。

其实，文化人类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文学等人文学科与古典学的发展类似，学科建构既与传统勾连，又与当时的帝国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共享同一文化逻辑。如泰勒提出单线进化逻辑、摩尔根划分“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麦克斯·缪勒构建印欧语系神话体系、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以社会进化论统摄文学发展；乃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日耳曼世界视为“世界精神”的顶峰而将东方定性为“停滞”，弗雷泽在《金枝》中将人类心智框定在“巫术—宗教—科学”的进化阶梯上，诸此种种学科话语一起搭建了欧洲中心主义文明话语的底座。

颇为巧合的是，上述学科的发展与自我批判，也都始于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学术界对自身帝国根源的反思：人类学从功能主义到后殖民批判的转向、比较神话学对雅利安范式的解构、比较文学从欧洲中心到多元主义的位移，以及全球史对欧洲单线叙事的消解、后殖民史学对黑格尔将东方定性为“停滞”的线性史观进行的彻底祛魅；象征人类学则把充满等级意味的“心智”研究转向文化如何生成意义系统，后殖民人类学者更是认为西方将自身世俗经验自然化为普遍真理是一种认知幻觉，皆是其例。同样，对文明标准的讨论和反思也是如此，但问题在于，当这套话语转化为考古学的“标准”时，它受传统形塑和为时代服务的特点被自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