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耀（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国古典学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

当我们讨论一段文明史有连续性时，绝非在论证它一成不变的静止样态，亦非欲锁定其万变中不变的本质，我们其实更关注它“生长”的历程——一段前后相继而不中绝的发展史。这种不中绝的文明发展史并非匀速前进的，正如生命体的生长一样，某一个时间窗口是它成型的关键节点。“诸子时代”这一概念指向了春秋战国时期一群伟大思想家继承上古文明成果、开创后世文明格局的卓绝努力，诸子百家数百年的活动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关键节点，理应成为理解中国文明之连续性的关键线索。

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有多个具备历史意义的节点时段，比如殷周之际的变革、秦王朝的建立、汉武帝独尊儒术等等，诸子时代相较于这些时段无疑是漫长的，似乎不符合大众对节点的认识，此处视之为节点，主要参考了学界关于世界文明史之节点的思考。德国学者雅思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公元前500年左右（大概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历史最为深刻的转折点”，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希腊诸地相继出现了影响后世的伟大思想家、带来了精神突破运动，由此人们意识到了“人的存在”，从“自然民族”演进到“历史民族”。一方面，这个时代的精神遗产在后世塑造了区域的文明史，区域文明的再一次精神飞跃亦需回顾该时代。另一方面，上述几个文明皆实现了精神突破，这方面的共识使它们在后世相遇时能实现思想交流、共同开创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便有了一个整体的方向与目标。可见，该时代在区域文明史与世界文明史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被称为“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让人们意识到历史的转折未必是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亦可能是一些跨越数百年的思想运动，诸子时代涵盖的时段与轴心时代高度重叠，且同样以思想运动为标识，以它为节点来描述中国文明史便有其合理之处，轴心时代、诸子时代也构成了一对可相互参照的概念。

轴心时代理论在西方自有其理论渊源。黑格尔最早系统性地以形而上学方式把握历史、给哲学研究赋予历史感，他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其核心由东方转移到了西方，西方文化史上的一些关键事件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轴心。这种观点无疑带有文化偏见，轴心时代理论则修正了它，将东西方文明置于同等高度：东西方思想文化齐同爆发的那个时代才是世界历史的轴心。然而，轴心时代仍是以西方历史为出发点展开的理论架构，虽然它强调将中国文明置于平等的地位，但中国文明在此体系中已然为适应西方的评价标准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傅永军、朱新林等学者已从这方面讨论了“轴心时代”与“诸子时代”的差异。（傅永军《从轴心时代到诸子时代》与朱新林《从“诸子时代”到“自主知识体系”》，载于《光明日报》）我们还要注意到，轴心时代理论在深层上是以存在主义思想为基石，它所强调的精神突破是指个体能在内在精神世界中获得超越性体验，即人们开始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自身的局限，进而在自我存在的深处以及超越之明晰中体验到无限制性，然而以这类精神体验作为诸子学说的终极旨趣时，将会淡化先秦诸子面对“周文疲敝”时救乱求治的问题意识。更重要的是，基于存在主义视野，轴心时代理论强调此时人的自我觉醒使之自主地展开对未来的筹划，完全不同于觉醒前的人们依循宇宙节律、固有习俗来重复过去的生活，可见，精神突破关注此时代的思想家与之前思想传统的区别，易使各地区的文明史呈现出断裂性而非连续性，史华慈、张光直、许云倬、陈来等学者对此已有反思。不过，学界的反思多是在强调诸子时代人文的、心性的、伦理的等精神元素在之前已有深厚积淀，这仍未摆脱轴心时代在个体精神层面实现突破的预设框架。本文中，我们将尝试以诸子“务为治”的关切切入，来探索先秦诸子思想创造活动如何助力于整体文明层面的连续性突破。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坐标轴上，诸子时代（距今两千五百年左右）恰处在中点的位置，而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先秦诸子亦作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贡献，使中华文明史前后两段一脉相承而又有极大提升。

所谓“继往”，是指先秦诸子对于之前古代文明的各时段皆有充分的敬意：孔子推崇周代文明，以复兴周文为志向；墨子则弃“繁缛”的周文而用夏政（详见《淮南子·要略》），并在“天志”“明鬼”等观念中继承了商代文化；孟子同样尊周，又大力宣扬尧舜时期的理想政治，正式确立了儒家尊先王的传统；至于尧舜之前的传说时代，炎帝神农氏受到农家推尊，黄帝轩辕氏受到黄老学派崇信。还有一些思想家则不专主一代，而是去整体把握各代的兴替趋势，如阴阳家邹衍以五德终始说来解释从黄帝到夏商周的嬗代，再如老子作为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历史中把握道的运动，至其后学庄子，则基于历史越往前越淳朴的判断而以远古至德之世为理想。法家虽不法古，但他们极重视春秋霸政，将这类近世的历史经验提炼为变法理论，法家的相关主张正是霸政中“尚力”思想的极端化。可见，作为一个整体的先秦诸子学说囊括了之前各时代的历史经验，而历代文化统一于早期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故之间相异而又相承，对它们各有所依托的学派之间的关系亦是“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荀子作为百家争鸣的总结式学者，平章诸派观点，亦捋顺了历代经验，在“尊先王而法后王”“尊王而不贱霸”等命题下，从上古先王到近世霸主之间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荀子那里已融会贯通。他在其中把握“道贯”来“应变”（《荀子·天论》），把当下问题的对治放在了历史的延长线上，基于成熟的历史意识存续古之传统而应对今之新变，在文明史的脉络中回答了“为治”的时代问题。所以，先秦诸子的思想创造性立基于对过往的继承，不同于轴心时代理论所标榜的断裂式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