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有养生之用，并非出于古人的主观臆想。中医书籍对此有明确记载。元邱处机的养生著作《摄生消息论》中讲到，春正、二月间，乍寒乍热，高年之人，容易体热头昏、壅隔涎嗽、四肢倦怠、腰脚无力。若症状不明显，则可在“春日融和”之时，“眺园林亭阁虚敞之处”，以达“用摅滞怀，以畅生气”之效。同样，明代医书《保生秘要》记载，为预防“肝气滞涩”，可于“春阳初升，景物融和”之时，“眺览园林，寻春郊外，以畅春生之气”。

古代文人还常常现身说法，佐证园林的养生之效。晚明散文家、戏曲家祁彪佳在浙江绍兴建有寓园，他曾向友人谈到园林的好处，其一便是“祛病除疴”，“卜筑散闷，正是养心一法。弟向有胃伤血虚之病迩，借剔石疏泉、栽花种竹为医魔却病之方”。北宋词人秦观的经历更为神奇。他在汝南郡作学官时，因肠胃不适，卧病在床，友人高符仲携带来《辋川图》，告知阅此“能愈疾”。果然，在数次览阅该图后，秦观的身体竟奇迹般好了，书云“而愈病”。《辋川图》所绘并非平常山水，而是唐代王维的园子——“辋川别业”的风景，是一座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山水园林。古人还认为，人在患病后，最好能到园林中静养，若条件不允许，身不能至，也要心向往之。如北宋画家、诗人文同写道：“衰后常亲药饵，忧来颇忆林泉，身坐谢庄小阁，心游沈约东田。”

值得注意的是，园林有药效之论还影响到东亚诸国。清康熙时一个叫赵持谦的朝鲜人，拖着病体，徜徉在该国一个颇具中国风的园子里，“列植松竹花药，可以供吾之玩赏矣……左图右书，一啸一咏，可以颐吾之精神矣……戏明月逐凉风，山川呈胜，禽鸟相亲，可以舒吾之幽怀矣”。在一番游赏后，他竟发出了如此感慨：“余于是目以之朗，体以之轻，脱然若沈痾顿消也。”

园林能当良药，并非无稽之谈，说到底，源于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追求，如园林学家汪菊渊在《吞山怀古》中所言：“总的说来，我国传统的园林是以创作的山水为生活境域的。”现代科学研究证实，人在自然山水环境里易于放松精神、愉悦身心。而古人“模山范水”的造园之道，营造出的山水之境，成了人们亲近自然的又一选择。

山野的园子自不必说，因为它们本身就在真山真水中，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无锡秦氏的寄畅园、承德的避暑山庄等。而身居闹市的私家宅园，高墙之内，亦自成“城市山林”。无山处，叠石成峰，无水处，挖地成池，再种植树木莳花，形成一个“青山解语，绿水知心”的第二自然。

古代生产力落后，交通、运输不便，不涉远，城市的达官贵胄、文人士子就可享林泉雅趣，何乐不为？园林成了时人渴望山水的最佳补偿，这使得“性本爱丘山”的古人，生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快意。学者李昌舒说：“庭园的出现与中国美学中的所谓士大夫味、文人味紧密相连。士人足不出户即可游心山林，既不影响自己的出入公堂，又能有淡泊玄远之意趣。于是寄情山林成为公务之余的一种‘适意’‘养性’活动。”

闹市的庭园如此，近郊的湖上园林更甚。西湖山水，在恋人眼里，是断桥爱情，在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眼里，俨然是绝佳的药引，“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欹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参苓丸子矣。”“眼目之昏瞆，心脾之困结，一时遣尽。流连阁中，信宿始去，始知真愈病者，无逾山水。”在他弟弟袁中道的眼里，西湖山水亦是治疗心理、生理疾病的良方。“乃知山水是疗病之妙药。”又有：“寡欲养生，赏心怡神，莫妙于此。”

古人认为，人生病并非总是源自病理性病变，有时是精神焦虑、心理郁结的结果。《庄子》有“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嵇康说，“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学者余英时认为，魏晋南朝以下士大夫有田园或别墅之建筑，是源于汉魏以来士大夫怡情山水之意识，而此一精神则启自仲长统的《乐志论》。他认为，仲长统《乐志论》中的养生之论，最终目的不仅在于求自然生命之延长，更在于获得内在之自足自乐，也就是重视内心的充实。因此，养生更重养心，心安、心静，心情顺畅、愉快，方能祛病除疴。清代做过宁海知县的柳商贤，曾记录了这么一件事，说洞庭东山人郑季雅告诉他，自从建成“愒园”，休憩其中，一直困扰自己的病一下痊愈了。“吾之愒于斯园也，以治吾疾也，始吾病剧时，若涉大海，心摇摇无所主，及园成而栖息。于是心远地偏，久之而病苦失。”柳商贤分析，郑季雅构园，在园中休息调养，是对症下药，找准了方向。因为过去玩岁愒日，光阴虚度，导致神散气乱，易于得病。如今入住园中，静气敛神，读书治学，方是正途。心不浮躁，沉于学业，当然是学问长，疾病无。“君之构斯园也，读书于其中，燕息于其中，君之疾愈，而君之学亦此益进，斯真善于愒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