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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动的云”到维拉内尔组诗 陶渊明的百年英译与诗意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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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居山野、淡泊无为的审美频现于勃莱的诗中。他在《久劳之后》中写道:“试想一匹骏马,正于旷野朝我奔来?/但凡不曾独处的时日,皆是虚掷。”骏马的意象裹挟着一种强大的力量,将压抑、异化的生活撕开一道裂隙,诗人借此书写遁世独处、与自然万物相融相偕的欢悦。勃莱力图呈现的是失去的田园牧歌,将一种乡愁注入看似寻常的景观中。他在《又一首“无为”之诗》中写道:“有一只鸟穿行于水中,/它像一头十英里高的巨鲸!/在它沉入大洋之前,/原只是我床下的一点微尘!”诗中物态流转无定,大与小的界限消融,正如陶诗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一重接一重的蜕变,既有鸢飞鱼跃的酣畅快意,也蕴含着从凡俗至超拔的精神解放。

勃莱有时将陶诗化用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气韵,融入其创作之中。他的诗集《此树将伫立于此千载》,标题取自陶诗中的青松——“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首诗也被勃莱用作卷首题记,昭示了这部文集的精神底色。陶诗中,狂风之下草木衰败,唯独松荫不衰。陶渊明以此自喻,将孤松作为坚韧不拔的象征,以此表达一旦寻到精神归宿便终身坚守的决心。在这部诗集的前言中,勃莱指出:“有一种回荡于诗歌文辞之下的底层音调。这种底层音调,便是弥散在草木鸟兽之间的生命意识。”在勃莱看来,陶诗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语调:自然万物拥有独立于人类思虑之外的内在意识。

与勃莱相较,美国诗人查理斯·赖特对于陶诗的化用则采取了一种更为别出心裁的方式。他的《读陶诗罢,闲步浅草》中,四行诗轻浅自然,看似浑然天成,并无机巧。不过若与美国汉学家戴维·亨顿的译作《陶潜诗选集》对勘,便会发现:第一行“我安守本真,如陶潜所言,漫步于无心的云下”,前后半句分别化用了《时运·其四》“黄唐莫逮,慨独在余”与《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第二行“完结便是完结,复有何言?”则出自《形影神三首》“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第三行“终有一朝,我辞别故里、不复归途”,借用了《拟挽歌辞三首》诗句“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第四行“我的往事与我,一同悄然散尽”,则源自《和刘柴桑》“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赖特采用了一种类似汉诗集句的体制,缀合了陶渊明五首诗的诗句。他将陶诗熔铸为新的表达,诗句之间无缝转接,不留斧凿痕迹,由此表达了纵浪大化、乐天安命之意。通过这种方式,赖特从陶诗中汲取了随遇而安的豁达与通透,在字句与意象之上,进一步接纳了中国古典诗歌里隐逸避世、与物委蛇的精神母题。

对陶渊明诗意的化用,既见于赖特、勃莱等诗人的单篇诗作,亦存在于以整部诗集为载体的大规模改写之作。英国诗人理查德・贝伦加滕的诗集《酒杯:献给陶渊明的二十四首饮酒歌》,由二十四首致敬陶渊明的诗作连缀而成,堪称英语世界对陶渊明诗意最宏大的征引与化用之作。

在内容上,这部诗集中的大部分诗歌均以陶诗选句开始,诗中的关键意象与思想皆从陶诗中衍生而来,每一个题记就像是诗歌的前奏。如《河山》一诗的题记为陶诗“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书写肉身之羁绊;《尘埃》以陶诗“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为引子,描状生命之短暂;《百岁》的题记则来自《感士不遇赋》的诗序:“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感慨时光的倏忽易逝。这既是一种援古入今的尝试,也是一种写作策略——由陶诗触发诗思,推衍成诗,所有诗歌被串联为一个整体。因此,在诗集的后记中,贝伦加滕写道:“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感觉陶渊明仿佛就坐于身侧,他的声音在我的脑中回响。”

最具创意的是,这二十四首诗在形式上全部采用了维拉内尔诗这一诗体。这种诗体起源于16世纪的法国,全诗十九行,由五节三行诗与收尾一节的四行诗构成。它最鲜明的特征是叠句复用:开篇首节的首尾两句,会在后续诗节中交替复现,形成首尾相连、回环相扣的效果。在这种形式之上,贝伦加滕又叠加了更多层次的音韵结构。譬如《过门》一诗,其中第一节如下:

“我的目光漫过西园,那里木槿花开得红艳夺目”

《过门》这一诗题来自陶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诗序则摘自A.R.戴维斯对陶诗“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的翻译。戴维斯的译文“我的目光漫过西园,那里木槿花开得红艳夺目”中,“目光”(gaze)与“园”(garden)、“漫过”(wanders)与“西”(west),以及“开”(blooms)与“夺目”(brilliant)以三组头韵连用,尽力还原陶渊明原诗工整的四言结构以及叠字音效,细腻地传达了鲜花开放的活泼可爱。如此,经由形式调整,译诗弥补了原作声韵效果在翻译中的损耗,力求对等的审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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