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越来越多的进步女性开始投身新闻记者行业,谢六逸关注到了这一现象。他指出,女性记者以其独特的性别视角和生活体验,能够更深入地关注并呈现妇女儿童等社会议题,认为“将来的妇女记者,仍大有发展的余地”。如今,女性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力量,这与他当年的判断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从对平民教育的倡导,到对农民文学的关注,再到对妇女解放的探索,谢六逸把手中的笔墨,化作立论鲜明的文章、系统扎实的著述,打破不平等的认知局限,将倡导人格独立、权利平等的火种播撒向更广阔的天地。
1937年11月初,日寇的炮火已逼近上海租界边缘。3日下午,谢六逸赴新雅酒楼参加文艺界救亡座谈会,到场才发现会场已被国民党蓄意抢占,正盗用“文艺界救亡协会”名义私自行事,他当即与一众进步同仁愤然离场。两天后,他执笔的《保卫大上海》在《国民》周刊刊发:“被侵略民族的自卫战争是无所谓失败的……唯有停战和抗战意识的不坚定,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彼时日军不断向租界施压,抗日刊物随时有可能被查禁。谢六逸照常坐班编校《国民》稿件,在《编辑余墨》里平静落笔:“本刊将继续奋斗下去。”墨迹未干,几天后,《国民》周刊被迫停刊,他坚持编完最后一期杂志才离开岗位。
次年,谢六逸携家眷辗转返回故乡贵阳。在抗战大后方,伴随着困苦的物质条件与动荡的社会环境,他继续以笔为炬,照亮文化抗战的“第二战场”。
回到贵阳后,他身兼大夏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大学三校教职,为贵州学子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世界的窗户。在担任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期间,谢六逸结合师范教育的育人目标,为贵州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同时,他在国文系设立新闻学组,教授新闻专题研究、副刊文稿、国外新闻事业等课程。
在教学之余,谢六逸为《贵州晨报》创办了副刊《每周文艺》。这个副刊成为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为贵阳文化界注入了新鲜活力。在日军轰炸中,报社被毁,谢六逸的寓所也被炸成废墟。面对日军的暴行,他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发表大量抗日救亡文章,并牵头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团结流亡至黔的文化界人士。
1941年,谢六逸应文通书局之邀,与马宗荣共同组建编辑所,任副所长主持编务,拟定了侧重中小学教材、大学专著、工具书和少数民族文献的选题规划,以满足大众读者的需求。在他的努力下,文通书局一年出版了200余种书籍。他还组织出版《国际时事丛刊》《中华民族御侮自卫文献》等抗战书籍。这些反映民族大义的图书的出版,极大鼓舞了大后方军民的斗志。
此外,谢六逸还牵头创办了持续时间长、质量高、影响力大的《文讯月刊》。《文讯月刊》发表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和文化动态,在烽火连天中构建了一条坚韧的“文化补给线”,激发民众进步意识,也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做出版工作的同时,谢六逸仍关注社会现实。1942年,他在《贵州日报》发表文章《贵阳缺少的是什么?》,抨击社会上投机取巧、道德沦丧之风,呼吁建设艺术馆,以艺术振兴民族精神。他希望“各级学校的学生都有一个观赏正确的艺术作品的机会,而贵州全省的人民受了艺术熏陶,也许在精神上将有一番振作罢”。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官方采纳了他的建议,随即拨款筹建艺术馆。谢六逸与人谈及此事,不禁欣慰地说:“我的文章竟会有如此神力!”
1945年8月,生活清贫的谢六逸积劳成疾,于贵阳溘然长逝,年仅47岁。谢六逸的逝世,在贵阳乃至全国文化界引起巨大震动。茅盾、郭沫若、叶圣陶、蹇先艾等友人纷纷在报章上撰文追忆其生平,寄托哀思。1988年,在谢六逸诞辰90周年之际,蹇先艾再次撰文怀念老友。他写道:“六逸的一生,治学辛勤,诲人不倦,确实有一定的成绩;如果天假以年,我相信他一定对党和人民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如今,谢六逸亲手奠基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已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重镇。2024年,《谢六逸全集》在复旦大学发布,他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文字、思想与精神,被系统地收集、整理,汇入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2025年,在谢六逸曾任教过的贵州师范大学,他主编的《文讯月刊》得到系统辑录并首次完整影印出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该校师生原创话剧《烽火长歌谢六逸》用戏剧语言,让更多人了解到他在烽火长路上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