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六逸(1898—1945),贵州贵阳人。1919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毕业回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到神州女校等校任教。1929年创立复旦大学新闻系并任系主任。1938年回到贵阳,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等职。主编《文讯月刊》《言林》《国民》等杂志,著有《西洋小说发达史》《中国小说研究》《水沫集》《实用新闻学》等。2024年,《谢六逸全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州师范大学排演的话剧《烽火长歌谢六逸》剧照。
从早年东渡求索到晚年扎根黔中,谢六逸一生以启蒙与救亡为己任,将理想信念熔铸于学术建设与文化实践之中,将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在动荡的时局中,谢六逸以笔为炬,传播新知。在文学领域,他介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新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在新闻教育领域,他著书立说,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与践行者。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坚守文化抗战一线,主编多种进步报刊,为抗日救亡鼓与呼。历经岁月沉淀,谢六逸留下的精神火种,愈加闪亮。
谢六逸1898年出生于贵州贵阳。其祖父曾任湖南永新县知县,父亲也曾做官,母亲颇通诗文。书香门第的庭训,为谢六逸奠定了坚实的旧学根基。
1911年,谢六逸升入贵州省立模范中学读书。彼时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黔中,作为贵州文化中枢的贵阳,既留存着王阳明龙场悟道后绵延数百年的心学底蕴,又涌动着近代思想变革的浪潮,正处在新旧文化激荡的历史节点。在《读书的经验》一文中,谢六逸回忆道:“我记得在十三岁时,常常跑到我父亲的藏书楼上去翻书,从早晨到天晚,只下楼吃两顿饭。”这般苦读让他早早练就了扎实的文字功底,少年时代已能写出文采斐然的诗文。两年后,谢六逸对英语产生浓厚兴趣,买下《英汉字典》细心钻研揣摩。凭借勤奋与过人的天资,不多时,他便突破语言障碍,能够直接阅读《鲁滨逊漂流记》等英文原著,为日后赴海外求学打下了语言基础。
19岁时,谢六逸参加官费留日考试,取得第三名的佳绩。次年3月,在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的带领下,谢六逸与王若飞、刘方岳等一众学子搭乘轮船抵达东京,开启求学之旅。这个身处异国他乡的青年,心中所怀的不仅是对现代文明与新知的热切渴求,更有一份学成报国的朴素理想。
彼时留日学生圈里,法政、军事是人人争相投身的“救国正途”,文学一科几乎无人问津。谢六逸身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心神却始终系于文学。课堂上日本学子谈及东亚时局时对中国轻慢的语气,街头书肆里泛滥的“东洋盟主”论调,让谢六逸内心五味杂陈。他深知,要救亡图存,必先唤醒民智,而文学正是唤醒民智的利器。为此,他定下“多读、深思、慎作”的六字信条,扎进了文学的世界。
从浪漫主义到自然主义、从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谢六逸广泛涉猎各国文学思潮,在各种文学流派的碰撞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谢六逸发表《文艺思潮漫谈——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比较》,指出“近代文学,是指自然主义的文学……若不说及自然主义,就不见得近代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和妇人问题的关系。”这篇展现了他“为人生而艺术”文学观的文章,让他在文坛崭露头角。
随着学习的深入,谢六逸愈发意识到中国文学界不能闭门造车,需要把握世界文明发展浪潮,实现本土文学的革新发展。抱着这样的信念,他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译作《欧美各国的改造问题》,聚焦欧美各国制度与组织层面的改革动向,意在引介国外变革经验,为国人观察世界、思索本土革新路径提供参照。
1921年,听闻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谢六逸欣然加入。自此,他更加坚定了文学救国的信念。他查阅大量文献,系统梳理西洋小说的发展脉络,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西洋小说发达史》。彼时,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小说研究尚无专史,本国的小说史研究也几乎是一片空白。就在同一时期,鲁迅开始在北京高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谢六逸的《西洋小说发达史》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西一中,两相呼应。
在向大众介绍西方文学的同时,谢六逸也在潜心钻研日本文学。文学史家赵景深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访问他,他正埋头写作《日本文学史》,案头堆着很高的一堆日文的日本古代文学作品,花花绿绿的书脊,约莫有四五十种,大都是硬面的。他能写出三本详略不同的日本文学史,并且译了很多的日本长短篇小说和小品文,可见他在这方面的素养的确是很深湛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