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1898—1968)曾赴美学习经济,后转向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运用唯物史观撰写《中国史纲》,被尊为“马列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秦朝简史》是从其全集中辑录的带有学术定谳性质的后期文字。他文章富有文学感染力,从秦的先世谈起,揭示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包容性,也和吕思勉一样注重在世界历史格局中考察中国历史。
韩儒林(1903—1983)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赴比利时、法国、德国留学。他学贯中西,西方汉学家常用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尤其影响了他的研究。他深受陈寅恪、顾颉刚赏识,曾到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任教,并参加禹贡学会,与谭其骧、吴晗、白寿彝、侯仁之等学会同人过从甚密。韩儒林强调,元史是一门国际性学问,研究者一定要首先了解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展开自己的研究。其《元史讲座》在元朝建立、分化、灭亡,以及经济与交通等概述中处处提点元史研究的方法和文献参考。
邓广铭(1907—1998)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深受傅斯年、胡适、陈寅恪影响。包伟民在《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格》一文中回忆:“在先生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大概是所有‘现代学问’中最重要的一种吧。”《两宋辽金史》以他1962年在中央党校的讲课为基础,此次还附录了他1986年在“多学科学术讲座”上的演讲《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他明确提出“大宋史”学术体系,主张将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在宏观研究方面,他强调并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观点;在微观研究方面,他强调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与目录学这“四把钥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研究宋史必须兼及辽、夏、金的历史。
吴晗(1909—1969)受顾颉刚赏识,虽毕业于清华大学,也是胡适的门生。《明史简述》前面有一篇概述,根据其中谈到的原有设想,此次再版增补了关于晚明“流寇”以及八股取士的内容。这两个问题,他当年因为时间关系没来得及讲,增补后可更完整地体现其理路。
戴逸(1926—2024)和张传玺(1927—2021)两位先生大致同龄,也是支持我策划“新编历史小丛书”的主要力量。他的研究由革命史溯及近代史,后来因吴晗的提点进入清史领域,蔚为大家。《清史三百年》是笔者根据他在清史纂修会议上的历次讲话编订而成,两次经过戴先生本人审定,大致采取了问题先行、与现实互动的讨论模式。
张传玺是翦伯赞的高足。他的学生岳庆平评价他“以秦汉史研究为重点,左右开弓,上追下连”。他在土地制度、古代契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专题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为中国历史普及做了大量工作。《中国上古史话》《春秋战国史话》本来也是为“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撰写的,追求的就是基于学术研究的通俗。
王子今先生在该书《总序》中说:“断代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史考察和说明的一种普遍的范式。人们要获得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认知,往往从断代史的阅读学习开始。”极简断代史体量小,顾及读者的阅读需要,有助于减轻阅读压力。他还强调:“书题‘史话’‘简史’‘小史’‘讲座’‘简述’体现了名家平易近人的风范,其中四种使用‘简’字,可知也有意继承古人的‘简练’追求。”
这套书的编选以那些中央党校旧讲义为基础。为使篇幅相对均衡,此次再版的《春秋战国史话》《秦朝简史》《两宋辽金史》《明史简述》各有增补。最主要的变化,是更换了上古、春秋战国、秦汉和清史部分所选用的著述。近年来,考古和清史研究均有长足进展,这些部分的选编,也需要考虑相关研究的进展。
八位作者分属三代学人,都服膺唯物史观。这十本小书体现了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传达了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框架,也保有回望过往、透视当下的历史兴味,今天读来仍有启迪。理解这些著述所达到的学术水准,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今天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应有的品质。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著述带有一些鲜明的时代印记。其实,时代印记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读者不妨披文入情,因事就理。对于历史的追索者,我相信,读这些小书只是一个简便的开始。待有了真确的框架和常识,再接着啃啃那些百花齐放的大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