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极简中国断代史”十种(文津出版社)出版,收录八位史学家的著述,从上古到清代,连缀成一部中国小通史。这套书为什么以断代史形式呈现,又为何坚持成于众手?这与历史研究的学科分野有关,也与我个人的通史阅读与普及读物编选经历有关。
汉书 班固 撰 明万历四十七年 钟人杰刻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 资料图片
这要先说清楚一件事:在中国现代史学里,“断代”不是降低难度的权宜之计,而是专业研究本身的常态。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按断代设置研究生方向,单是古代史就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这一格局一般认为承自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也就是说,史学训练从一开始就是分段的——学者先在一个断代里做深,再谈贯通。
但“通史”又是另一回事。西南联大也开中国通史课,钱穆、雷海宗、吴晗、孙毓棠等都曾参与讲授,却多面向非史学专业,承担的是通识功能。钱穆的通史后来整理为《国史大纲》,雷海宗沿用清华讲义《中国通史选读》,吴晗长于专题、短于贯通,干脆拿胡绳(蒲韧)的《二千年间》当讲本。一位断代学者未必能轻松写通史,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学科规律。
顾颉刚1945年在《当代中国史学》里说得很直白:“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及吕思勉出,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即便如此,此后数十年间,主流通史仍是众手合成: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翦伯赞组织《中国史纲要》、白寿彝主持《中国通史》,皆有多人接力;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虽带独著色彩,身后也由蔡美彪等续完。
所以今天读通史,我反而更推荐“由断代连缀而成”的通史——每一位作者只在自己深耕的时段发言,连起来才既可靠又可读。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断代史系列”十三种即是此种思路,作者皆是断代名家,但那是皇皇专著,普通读者难有时间与基础一口吞下。我想要的,是更小、更易入门的版本。
我想起了自己的通史启蒙。大学时期,我在旧书摊淘到一些以前的中央党校理论讲义,包括吕振羽《中国历史引言》、裴文中《中国原始社会》、尹达《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杨向奎《中国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田余庆《秦汉史》、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邓广铭《两宋辽金史》、韩儒林《元史讲座》、吴晗《明史简述》、郑天挺《清史简述》……薄薄一册一断代,合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小通史。
2017年策划“新编历史小丛书”时,我就决定把这些耐读的断代史小册子纳入。遗憾的是,因资金和人手短缺,该丛书不足百种,断代史部分既有时代交叠,也有空白缺项。后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调研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我向他们推荐了这个系列——这些大家小书经过了时间淘洗,而在学科研究不断精细化的今天,很难再请到一位史学大家独力执笔写通史。
“极简中国断代史”十种,正是顺着这个想法来的。
在王子今教授和北京市宣传引导基金支持下,我策划了“极简中国断代史”十种:张传玺《中国上古史话》《春秋战国史话》、翦伯赞《秦朝简史》、吕思勉《两汉小史》、唐长孺《魏晋南北朝简史》《隋唐简史》、邓广铭《两宋辽金史》、韩儒林《元史讲座》、吴晗《明史简述》、戴逸《清史三百年》。八位作者都是各自断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我坚持这部小通史成于众手,还因为不同学者的写作,不仅传达可靠的基本知识,也启发我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观察和书写历史。阅读历史,还应帮助我们磨砺思考现实的方法。
作者群中最年长者吕思勉(1884—1957),上承梁启超的“新史学”,强调从社会各层面切入历史研究,尊重常识。他说:“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吕思勉重视国计民生、百姓衣食住行,坚持进化史观,这些关注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相通之处。《两汉小史》选自他的《白话本国史》,普通读者可借此一尝早期历史普及著作的水准。
唐长孺(1911—1994)也因《白话本国史》启迪走上治史之路,融合吕思勉的社会学视角和陈寅恪的实证史学传统。他在1955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中明确提出:“解决历史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田余庆评价他“几乎把所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制高点都攻占了”。我第一次读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讲义,读到董卓之乱后,袁绍军吃桑葚、袁术军吃蚌蛤,相隔一千七百多年,我童年的伙伴们依然用桑葚、蚌蛤,以及茅针、蒲棒等抵抗饥饿。这种平实中的活泼,让那时还停留在教材印象中的我,惊讶于历史竟有如此的穿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