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三顿饭出发,我想找到宏大历史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那么多,人们最终盼望的,可能就是与家人一起吃顿饭。战争怎样改变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意志又怎样参与时代变化,这些都是我希望在改编中展现的。把一个时代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舞台上的历史才有重量。
基督山伯爵的故事有很强的复仇情节,但如果今天再做,只把它处理成一个让人痛快的复仇故事,我认为还不够。一个人有了财富和权力,能不能以正义的名义为所欲为?这是我希望与今天的观众讨论的问题。
在改编中,我们把埃德蒙的复仇情节,改成他在挖地道时的想象。演出结束时一束阳光照进来,地道挖通了,整个故事也在这里结束了。此前展现的复仇,都发生在他的想象中。这样的处理改变了叙事方式,也让复仇的欲望成为可以被审视的对象。
改编者必须想清楚,自己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调整结构、改变叙述角度,都应该指向对人物和作品的重新理解。只有找到值得在今天提出的问题,形式上的改变才会有依据。否则,原著固然被“打碎”了,属于创作者自己的作品却未必能建立起来。
尊重原著的精神内核,但不盲从原著叙事。找到经典之中人无法回避的精神命题,再把命题转化成人物具体的冲突、抉择与行动。只有人物行动真实可信,经典的精神传统才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抵达当代观众的心里。
经典的当代演绎也意味着重新考虑谁在讲述、向谁讲述,以及在什么样的空间里讲述。
在改编《姐姐妹妹站起来》时,我们面对的是阿里斯托芬两千四百多年前的喜剧。这是一出关于女性话题的作品,当时却全都是由男性来表演。今天再做,我们使用的是女性演员,面对的观众女性占了大多数。我将故事放到上海的美发沙龙里,讨论战争、话语权以及性别之间的关系。讲述者、环境和观众都发生了变化,同样的话题便有了新的交流方式。
这样的改编,必须考虑坐在台下的具体的人。他们带着各自的生命经历、情感经验来到剧场,对同一个人物、同一段关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戏剧是集体性的、现场的艺术,演员、编导与观众在同一空间中参与一场具有仪式感的社会活动。作品与当下的联系,要在这样的相遇中得到检验。
这也是国际戏剧交流让我感兴趣的地方。自2014年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开始做“世界经典,上话重绎”系列,每年与一个国家团队合作排演一部这个国家的经典作品。如今已经分别与七个国家合作排演了《万尼亚舅舅》《亨利五世》《太太学堂》《玻璃动物园》《伽利略》《厄勒克特拉》和《茱丽小姐》等,不同的创作经验,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经典,也重新认识自己面对的观众。这七部戏,跨越古希腊、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到现代戏剧,共同构成一组持续思考现代人精神世界的镜像。我们正是借由这些剧作,探寻经典跨越时空的当代性,在古今对话中,重新思考戏剧如何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不同国家的戏剧传统,有相通的地方,也有各自的文化特点。俄罗斯戏剧对人性、对文学的关注,深刻影响了中国话剧的发展;而中国话剧的精神底色,一直是扎根土地,关注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中国戏剧传统中,含蓄、留白以及天人合一的观念,也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滋养。
文明互鉴的意义,在于通过交流理解彼此的不同,由此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特点。借鉴一种方法、引入一个团队,最终仍要回到创作本身:我们究竟希望用这些经验来表达什么?怎样让作品与今天的生活发生联系?
所谓当代演绎,在我的创作理解里,不是颠覆传统,而是复活传统。传统的精神内核不变,但讲述方式、生命体验、时代语境,必须属于当下。精神传统是根,当代演绎是从根上面长出的枝叶。根扎得深,新的表达才会有生命力。舞台形式可以不断地翻新,处理经典的方法也可以各不相同,但有两件事不能丢:一是写人,二是问心。对人的真实处境保持体察,对自己的判断保持反思,这应当是创作者面对经典时始终坚持的初心。
因此,对于经典,每一次重排,都值得重新问一遍:今天的观众为什么要看这部戏?答案应当落在人物身上,落在他们的生活、处境与内心之中。当一部经典能够让今天的人重新认识他人,也重新审视自己,我们的演绎才真正有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