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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重排,今天观众为什么要看这部戏

光明网

契诃夫的《海鸥》写于一百多年前,今天的观众走进剧场看布图索夫导演版《海鸥》,究竟在看什么?这也是我,作为编剧,也作为参与剧院管理的戏剧工作者,面对经典时首先要问的问题:作品中的什么东西,能够触动今天的观众?一部作品足够著名、足够重要,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经找到了今天重排它的理由。真正的理由,还要到人物身上去找,到当下观众的生命体验中去找。

《万尼亚舅舅》剧照 图片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提供

《战争与和平》剧照 图片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提供

谈到戏剧的精神传统,人们很容易想到某部经典作品,或者某种表演方式、创作方法。我认为,精神传统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和方法背后对人的关注,对现实的观照,以及对人类普遍困境的体察。只有抓住这个核心,我们才有可能讨论如何进行当代演绎。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创作,比较关注普通人、都市人及其生存状态。当我们选择外国经典时,我们同样会问:剧中人与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以《万尼亚舅舅》为例,我们一直在寻找这部作品与当下观众的联系。它写的不只是19世纪俄国庄园的悲剧,而是现代人的价值思考。当观众能够从万尼亚的付出、失望和无奈中认出自己的某些生活感受,这部戏才可能真正进入他们的心里。后来,我们与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合作《亨利五世》,也有类似的考虑。亨利五世是一个英雄,但吸引我们的还有英雄的孤独与不堪。这些情绪落到普通观众身上,能够与他们产生共鸣。

我在创作《简·爱》时,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人物对爱情和尊严的坚持,历经多年仍具有吸引力。但今天再把它搬上舞台,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的关系。尤其对年轻观众而言,在亲密关系中,如何平衡对爱的渴求与对尊严的坚持,仍是一个切身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够让观众走近简·爱,而不只是从既有的情节和印象出发,对人物作简单的判断。

观众的生活体验在变化,他们的审美和对剧场的要求也在变化。经典中那些相对恒定的东西,需要在新的生活经验里被重新认识。我们所说的当代演绎,正发生在这样的联系之中。如果对人物的理解还停留在过去,只是复刻一种已有的表达,创作本身的意义就会减弱。

这种联系也会随着新的现实问题而显现。今年,我们排演了《莫扎特传》,这个戏反映了天才与庸才、个人才能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在人工智能受到广泛讨论的今天,就带给了我们新的启发。这部话剧不是莫扎特的历史传记,而是借他的天才传说,观照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它的当代性集中体现在天赋焦虑、制度规训和创作伦理等方面,至今依然会强烈地击中所有的创作者与观众。创作者要在迎合规则与忠于自我创作之间作出抉择,是做符合系统标准、获得成功的萨列里式的匠人,还是坚持原生表达、付出生存代价的莫扎特式的天才。剧作所提出的命题,就是创作的妥协与坚守。萨列里就是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人,我们足够努力,足够清醒,却可能要和无法伟大终身对峙。

AI可以高效地完成工整的、符合规范的作品,甚至可以像萨列里那样完美和可控,但是莫扎特那种非理性的、带着生命瑕疵的原创,才是人所独有的。作为一名编剧,我也会想:人工智能会在什么时候替代我的工作?它能够完成的事情,与莫扎特那样的创造者所带来的东西,又有什么不同?带着今天的问题回到经典,作品中原本存在的矛盾,会让我们产生新的感受。

改编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攀爬,可能爬得更高,也可能摔得更惨。原著越有名,观众越熟悉,创作者越容易被它牵住:舍不得这个人物,放不下那段情节,最后只留下了许多名著的片段,却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舞台的作品。

因此,改编需要重新组织原著,甚至要有将它“打碎”的勇气。然后在原著的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作品,找到适合舞台、适合当下的表达。

在改编《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小说篇幅长,人物多,改成音乐剧,舞台上的表达空间十分有限。我不希望做成拉洋片式的呈现,将一个个著名场面依次搬出来。对我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是原著作品里的“三顿饭”。

拿破仑吃着早餐、喝着咖啡,看着前方两军交战,战争仿佛成了一场游戏。俄军库图佐夫元帅出征之前,牧师的妻子给他做了一顿晚饭,则让人看到战争对他来说,就是一项必须承担的工作。经历了漫长战争,终于迎来了和平,人们重新坐到一起吃饭,普通生活的意义又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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