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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个结合”看朱熹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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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理一分殊”的思想,可以为改变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更加合理的指引。西方人总强调东西方之间的价值观差异,用民主与威权、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的二元对峙思维来思考问题。实际上,西方人将自己的认识、观念和价值观视为唯一的真理,而将其他文明的认识、观念和价值观视为虚幻的或不完善的。这就丧失了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可能性。与之相反,笔者认为,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论,对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仍然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朱熹在肯定人类共同性的基础上,并不否认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存在。如果说西方的文明观是从“一”出发力图消弭“多”,那么朱熹则是从“多”的现实中看到“一”的可能性。在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之中,人们容易把自己的特定分殊表现视为本质性的规律,或文明的根本之“理”,而把其他文明的分殊表现看作是脱离了根本之“理”的旁门左道。也就是说,本来是不同“分殊”之间的差异,却被视为是“理”与“殊”之间的差异。这样一来,差异就变成了矛盾和对立,而这种矛盾和对立就经常性引起冲突甚至战争。因此,在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时,我们应该汲取朱熹的智慧:“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语其分则未尝不殊。”就像同一轮月亮映照在不同的河流之中,会出现千万个月亮的影子,即“月映万川”。“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以此理论观察人类的文明发展,就不能把特定文明的文化或价值原则绝对化,而应该理解不同文明的合理性——都是“理”的分殊性表现而已。因此,凡事要讲究分寸、尺度、中道,才能互相融通、和谐相处。从朱熹的理论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否认共同性、一致性,而是反对将自身的特殊性看作是普遍性,要求其他的特殊性文明向自己看齐。

按照朱熹“理一分殊”的观点,即使文明表现形式不同,我们也不能否认其本质上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为不同的文明都是人类生存的文化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文明表现形式上现实存在的差异性,正如事物本身都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表现形态或特征。有“一理”才有人类文明的统一性,有“分殊”才有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二者不能偏废。做到“理一分殊”,既要关注本质上的共性和普遍性,又不能忽视表现形式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如果忽视了人类不同文明本质上的共同性,就是忽视了人类自身本质上的一致性,就会让不同文明之间陷入文明样态分殊的纷争,而妨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如果忽视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样态分殊的差异性,就会犯以某种分殊的文明样态作为本质一致之“理”的错误,而强行要求其他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样态保持一致,就是赤裸裸的霸权行为。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不同文明本质上都内蕴着人类生存方式的一致性,这就有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而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分殊性差异,这就有了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古代先贤所讲的“和而不同”的价值原则,也是费孝通所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理想。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2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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