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格物致知”以“穷至事物之理”的主张,能够为认识当今世界、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应对世界普遍性问题提供思想方法。朱熹指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通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可以将格物穷理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论协调起来进行理解与运用。
实际上,由于中国语言的表象性特点,我们往往采取直观理解的方式来形成对事情的认识,追求的是微言大义的理解效果。中国哲学更多追求达至理解即可,不再进行详尽研究,这就是庄子所谓“得鱼忘筌”的认识体验。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知识论不发达,可能也与之相关。在人类认识的初期,这种认识方式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阶段,对事物进行全局性的大体把握,更有利于人类应对环境挑战,展开生活实践。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若认识停滞于某一阶段,便难以继续深化对世界的把握。在这个方面,朱熹的思想已经为中国传统知识论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问题在于,以往人们常将“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的原则局限于道德认知范围,即便有面向自然的冲动,也被强大的道德实践传统所桎梏,从而忽视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因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近代中国知识生产的发展。所以,在当今时代,我们应对朱熹的“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等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中国自身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既有利于保持中国哲学追求内在超越的思维优势,也有助于实现对客观世界探索方面的外部超越。
朱熹的“致知为先”与“力行为重”的思想,对指导人们对认知和行为关系的理解仍然有启迪作用。朱熹从程颐那里继承了“知先行后”的主张,但这仅仅代表“知”与“行”在自然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在论及意义的重要性方面,朱熹则认为“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这就是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同时,朱熹又认为,致知与力行在实际中是不可分割的,“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互相发”。在这里,朱熹已经触及知与行关系深刻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知识的源泉,但也同时强调人类实践不是动物般的盲目活动,而是具有自主自觉意识指导下的行动。人类的活动越是具有自主自觉的性质,就越是具有属人的性质。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朱熹仍然只把“致知”理解为人的理智活动,而将格物更多地指向道德实践。因此,在朱熹看来,“致知为先”的“先”不是首先面向外部客观世界,更谈不上改造客观世界,这是朱熹等中外哲学家的共同局限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朱熹显然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之中,朱熹的知行学说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解。
科学知识内涵越丰富的实践,其价值就越高。毛泽东同志早在1944年就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由此可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知行合一,不断推进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当然,按照庄子的说法,“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由于科学技术功能越来越强大,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难以预知。在这种情况下,朱熹主张的“致知为先”则启示我们要用规律性的认识引导我们的行动,对事情的各种可能性包括危险性要尽早预知,先谋后动才能掌握历史主动;与此同时,认识必须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对科学技术运用带来的好处和问题的认识,必须在对科学的认识、应用中才能实现。人类对问题的认识水平,往往与问题的发展程度相呼应;人类只能在发展中才能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历史经验也证明,要解决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恰恰需要更系统、更先进、更全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人工智能,我们就可以相信,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应该历史地存在于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根据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按照朱熹的说法就是“知行相须”,不断调整人工智能治理的原则,即解决人工智能负面问题的方法往往与问题本身是一同出现、一同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