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去地质队、勘察设计院等单位工作的地质工程专业毕业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院)副研究馆员刘建成总会在同学聚会时，收到关于三星堆、江口沉银的好奇询问。说到他从事的石窟寺保护和修复工作，大家都觉得晦涩难懂，但一详细介绍工作内容——修复石窟造像、加固危岩体、渗水治理等，同学们便豁然开朗：“这不就是地质老本行嘛。”

石窟寺文保工作者就是为千年石窟“问诊把脉”的人。他们通过现场调查、实验室研究等方式，用最小的干预手段，治理石窟造像的风化水患、不当妆彩、岩体失稳等病害，让石窟造像这项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存续。然而，四川石窟寺数量多、点位分散，且环境潮湿、砂岩质地疏松等特点，让保护工作难上加难。一代代石窟寺文保工作者们扎根山野，在一次次现场与实验室的往返中寻找答案。

“要让造像‘活’得有尊严，不再经受风吹日晒雨淋。”近日，在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开幕前夕，刘建成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

四川是全国石窟寺资源第一大省。据2021年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四川现存石窟寺(含摩崖造像)2134处，数量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以上，位居全国第一。从2016年来到省考古院参与石窟寺保护和修复工作后，全省20个分布有石窟造像的市州，都留下了刘建成的足迹。

四川石窟寺造型精美、艺术价值极高。这与川渝地区山体的石质有紧密关系。

“川渝地区99%以上的石窟都开凿于不同颜色的砂岩中。这种材质疏松多孔，易雕刻造型，因此川渝地区的造像都很精美。”刘建成说，但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砂岩多孔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尤其是水的侵蚀；川渝地区地处南方潮湿环境，且四川的造像大都在深山里，潮湿、多植被的环境导致造像病害多发；加之酸雨侵蚀，很多造像都存在粉状风化和片状剥落等病害，形势严峻，成因复杂。“四川最有名的石窟造像乐山大佛便是这样。”他说。

乐山大佛开凿于唐朝，通高71米，是我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因为红砂岩的质地，乐山大佛目前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便是水害。多雨、暴晒、临江等环境因素导致大佛本体病害缠身，引发“脸花鼻黑”“流泪”、开裂等一系列问题。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乐山大佛的修复也从被动抢救转向系统性勘察研究。

“从保护工作的阶段来看，过去主要做的是抢救性加固。”刘建成说，比如对乐山大佛两侧岩体进行加固，对胸腹部开裂进行抢救性加固处理等，“这些工作解决的是当时最紧迫的结构安全问题，属于‘先稳住、别垮掉’的底线措施。”

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红砂岩的渗水路径和风化机理非常复杂，贸然动手风险很大。于是，在工作重心转向系统性勘察研究后，文保工作者们决定先对乐山大佛的腿脚部、胸腹部、头部等关键部位分别开展勘察，对保护材料进行实验研究，弄清楚病害的发育状况和成因机制，同时开展针对性的材料研发，为下一步的实质性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乐山大佛的日常保养工作也随着保护理念的更新而调整。以往的日常保养，走的是“病了再大修”的路子，现在是用高频次、低强度的小修小养替代，日常保护也调整为根据微生物和植被的生长规律来排期。“以乐山大佛本体为例，每季度固定除草清理一次。2026年以来已完成5次保养，内容涵盖清理枯枝败叶杂物、微生物和表层植被。”与此同时，立体化监测方面，已建成覆盖本体和周边环境的预警体系，对文物安全、环境变化、渗水、稳定性等指标进行全天候监测。

近年来，石窟造像“妆彩重塑、不当维修”的情况在多地时有发生。

“不当妆彩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这些年关注度尤其高。”刘建成说，四川摩崖造像总量多、基数大，范围分散，管理难度极大，更易出现这种情况。

早在2018年，四川博物院等单位就针对这一情况展开了前期研究。2023年开始，刘建成团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技术攻关。

由于当时没有现成技术可供参考，也不清楚修补和涂抹的究竟是什么材料、造像被损坏到哪种程度，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的核心诉求是希望通过微损甚至无损的方式，完成清理工作。”刘建成与团队成员前后用时近一年，成功研发出了一种气味小、对造像伤害小的绿色环保清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