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广泛变化发展的，能否成功使文化生命体赓续发展，就取决于一个民族国家能否坚守文化主体性。只有具有超越时空价值且能不断自主创新的文化，才是真正能成功构建文化生命体并保证其健康发展的文化。当然，文化生命体的构建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理论上构建的文化生命体并不一定能产生积极的实践效果，只有能真正解决一个民族国家追求自我发展、迎接挑战和开创新局等重大问题的文化生命体，才是现实的具体的有效的文化生命体。因此，在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其他理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根本在于它是科学的理论，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科学性，为我们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把文化看成是脱离社会存在的孤立现象，而是始终将文化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坚实基础之上，它才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形态是发展变化的，当一个社会生产方面出现严重矛盾的时候，就必须进行文明形态的变革。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决裂”的著名论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明形态的更新不仅要从所有制等物质方面与传统社会实现彻底决裂，而且要从意识形态等观念层面与传统社会实现彻底决裂。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观念决裂”的思想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与传统意识形态实现决裂，因为不打破一个旧世界及其相应思想观念方面的束缚与影响，就无法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二是新的文明形态的建立必须要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新的意识形态的指引。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从一般规律层面揭示文明形态的演进与发展，因此，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时，就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并通过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方式实现文明形态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

“第一个结合”从理论上讲就是要解决如何将“普遍”与“特殊”结合起来的问题，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普遍与特殊的结合，这里有着中国具体实际与国情的“特殊性”以及相应的结合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表现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老路，也不能机械套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演进的一般公式。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社会的性质与特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普遍真理未具体涉及的。马克思晚年也有关于俄国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一设想虽带有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但为后来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探索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由此，“第一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血的代价以及对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换来的，它成功回答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所以说，“第一个结合”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创新，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通过“第一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解决了事关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道路”问题，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制度与理论优势。

文化是承载历史、传承历史的重要载体，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式使历史智慧在当代实践中得以彰显。由此，“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不仅是又一次思想创新与思想解放，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要发展。任何历史的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尽管在社会变革时新旧社会之间要发生“决裂”，但“决裂”不等于“断裂”，任何新社会的建立都需要以旧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条件与文明成果为基础，在批判性继承人类一切有益成果的前提下，通过对旧社会进行改造与重建的方式来实现。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讲中，马克思就曾针对工人阶级应通过怎样的方式夺取政权明确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第二个结合”之所以从文化方面强调继承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否定文化之外的社会其他领域继承的重要性，而是对历史发展规律充分认识之后得出的科学判断和科学结论。随着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众多领域都需要继承。此时，就需要进行辩证综合。通过“两个结合”，逐步在理论的基础之上丰富与充实“新的文化生命体”，并以“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实践指引及其相应的实践效果进一步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两个结合”的过程既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中逐步生成的过程，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得以赓续弘扬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