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整体来看，这种估算，可能低估了科研经费浪费。徐少雄介绍，正规SCIE/SSCI期刊的文章处理费通常高于掠夺性期刊。此外，撤稿论文涉及的材料、设备和人员等研究支出，也可能存在浪费。“研究这些费用被浪费了多少，更有意义。”但这需要研究者提供材料、人工等支出数据，再据此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推算。目前，他还难以独立完成。

徐少雄认为，《撤稿代价》另一项局限是，假设受资助论文的文章处理费均来自项目经费。但实际上，论文可能受基金资助，却没有使用基金经费支付文章处理费，而是有其他经费来源。“这是一项探索性的小样本先导研究。”徐少雄介绍，他希望以此引起对受资助撤稿论文的关注，并进一步研究正规期刊的撤稿数量及其浪费的科研经费。

十年前，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读硕士期间，徐少雄开始关注撤稿现象。他最初从语言学角度切入，研究撤稿通知中的修辞策略。2023年从香港理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逐渐转向研究撤稿背后的科研诚信与学术不端问题。一个重要背景是，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正日益严峻。

根据徐少雄提供的研究样本，《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撤稿代价》涉及的撤稿论文中，临床医学领域的论文最多，此外还涉及机械工程、材料科学等领域。论文署名单位既包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三甲医院，也包括武汉大学等高校。

“在声誉恶劣的掠夺性期刊上发表论文，可能成为伴随一生的学术污点。”樊秀娣认为，一些学者盯上了其发表快、门槛低的特点。正规期刊发表论文通常需要半年以上，有时甚至一两年，而掠夺性期刊两三个月内就能发表，快的甚至仅需数周。随着博士生和教职人员规模扩大，国内论文发表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一些国外出版商运营掠夺性期刊，正是瞄准了国内的论文发表需求。”

而且，掠夺性期刊也可能进入正规数据库。樊秀娣介绍，国内外一些机构会发布掠夺性期刊清单，但更新并不及时，一些被列入清单的期刊，也可能通过整改、提高出版质量，被移出清单。一些掠夺性期刊会向知名学者约稿，改善自身形象。《撤稿代价》研究的129篇论文中，125篇发表于曾被Web of Science收录的期刊。一些掠夺性期刊被Web of Science收录数年后，才被剔除。

“掠夺性期刊就像‘九头蛇’，切掉一个头，又会长出新的。”樊秀娣认为，只要需求存在，即使不断打假，新的掠夺性期刊仍会不断出现。对科研机构的评审者而言，识别和监管十分困难。

徐少雄认为，目前学术共同体对于掠夺性期刊的认识并不充分。国内外一些机构设有内部预警名单，却不对外公开。他建议，相关主管部门与学术团体可以共同制定规则，扩大对掠夺性期刊的监测范围，及时公开披露预警信息，为科研资助方和研究者提供选择指引。

“追回撤稿论文涉及的科研经费面临重重困难。”樊秀娣介绍，尤其在医学、生物学等领域，一些科研人员获得的经费可达数千万元，追回难度很大。徐少雄介绍，受到资助的科研项目，通常还会获得所在单位的配套经费支持，甚至奖励。项目申请成功和论文发表，也可能带来间接经济利益。

对此，徐少雄建议，除追回相关项目经费外，对涉及科研不端行为的，还应给予经济处罚。同时，应根据撤稿造成的经费浪费金额和项目级别，确定相关责任作者被限制申请资助的期限。处罚期内，相关责任作者发表的论文，不应作为招聘、晋升、科研奖励等的评价依据。

除了经费浪费，徐少雄认为，撤稿论文还可能误导后续研究。如果撤稿标注不明显，其他研究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引用，甚至基于其结论开展新的研究。撤稿论文如果被用于训练AI，其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散。樊秀娣认为，部分撤稿论文的作者急功近利，一味追求论文发表数量，会加剧科研环境的“内卷”，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踏实做研究的人，可能被淹没在论文的汪洋大海里。”

徐少雄介绍，论文出现小问题，通常可以刊登更正处理，而撤稿通常涉及重大问题，撤稿原因绝大多数与作者有关。《撤稿代价》统计的129篇撤稿论文中，有5篇没有标出撤稿原因，剩余124篇中，仅3篇被归为“非作者原因”。

“一篇论文被撤稿，可能只是其中部分内容出问题。”徐少雄介绍，一些学者认为，避开有问题的部分，撤稿论文的其他内容依旧可靠。他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只要被撤稿，论文就应从学术库中永久退出，不应再被使用。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可以继续研究，发表新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