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就是我的枪，战士能把枪扔了吗？”

长征结束后，葛接调先后担任八路军总后勤部被装科科长，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被服局局长、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3年，阔别二十多年后，葛接调终于回到了家乡牛颈村。

“姑姑告诉父亲，‘你参军走了以后，我们家就被人欺负，母亲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死了’。姑姑还掏出了一件血衣，那是当年奶奶死后，她偷偷藏下的。”葛江洋回忆。

葛接调浑身发抖，从同行的警卫员身上拔出枪，朝天连放数枪。

听闻葛接调回来了，乡亲们带着孩子们涌来：“这就是当年谁谁家的孩子，他父亲就是跟着你走的。现在你回来了，他们的父亲在哪？”

当年跟随葛接调一同参军的，还有同村62名子弟。新中国成立后，能打听到下落的，只剩两人。

“这时，我姑姑拉过一个孩子，名叫葛燕伦，‘你跟着部队走了以后，也没个音讯，母亲以为你也不在了，就临死前做主将他记在你名下，给老葛家续个香火。’”

葛江洋听母亲讲，当年她想把葛燕伦接到东北，父亲却摇了摇头。

“不是不想管，是无法面对。村里那么多红军后代，如果他带走了这一个，那些孩子们怎么办？”活下来的人，也有自己的亏欠。

靠着葛接调的汇款与族人的帮扶，葛燕伦在牛颈村长大成人，娶妻生子。葛燕伦的儿子葛九长，对从未谋面的爷爷，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

“从我懂事开始，爸爸妈妈就会给我讲爷爷的故事。”

“他那一代人，太苦了。我很崇拜，但也很心疼他。”

在葛江洋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很轴”的人。

1946年，在哈尔滨工作期间，葛接调与东北军政大学女学员何洁相识。

“我母亲叫何洁。她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她说，‘我参加革命，要追求真理。何为清洁？我要找到一个洁白的人生’。”

一个是大字不识的江西老表，一个是书香门第的东北才女，命运的针线，将两人巧妙地穿引在一起。

葛接调喜欢何洁，却苦于不会写信。好战友看出了葛接调的心思，就出主意：“你口述，我执笔”。

一封封由战友代笔的情书，送到了何洁的手上。何洁展卷一读，觉得这个老红军很不错，朴实，有文化，也提笔回信。一来二去，两人定情。

谈婚论嫁时，葛接调坐不住了。他把何洁约出来，闷了半晌，说了实话：“那些信，不是我写的，是战友帮我写的。话是我心里想说的，但我不识字，写不出来。我不能骗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母亲其实是被我父亲的人格打动的，她觉得这个走完长征的男人‘靠得住’，‘那就认了吧’。”

在葛江洋看来，母亲不是认了几封信，而是认了一辈子。

“她总说，你爸管了一辈子军需，没有穿过绫罗绸缎；他管吃管喝，自己没有吃过山珍海味。他真是个裁缝，一个心眼一根筋，一根蜡线一根针，就是个死心眼。”

一根蜡线，穿进针眼，拉过去，从此一条路走到底。那是裁缝的手艺，也是葛接调这个人的活法。

江西牛颈村村口，一座葛接调的半身石像，立在婆娑树影里。

石像的父亲，神情安然，身着笔挺军装。但葛江洋始终记得，军装之下，是一具弹痕累累的身躯。

“父亲晚年，我给他搓澡时，清楚看到他身上有五处负伤：腰上、腿上、肚子上，还有一处从右下颚贯穿，击碎了左肩胛骨，弹片也卡在里面，直至去世。就是这一枪，让父亲左手再也举不起来，拿不了枪了。”

雨中，葛江洋用纸巾轻轻擦拭着石像，“就像是在给我爸搓澡了……弥留之际，父亲说他想回家，到村口开个裁缝铺，为乡亲们做衣服。”

1996年，83岁的葛接调在沈阳因病逝世，安葬在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丧仪一切从简。

这个管了一辈子军需的人，走的时候，和来时一样清白。

而父亲心心念念的“裁缝铺”，真的在家乡开了张——如今，纺织服装产业已是于都的支柱产业之一，年营收已突破千亿元，带动就业近20万人。

“我很欣慰，父亲的愿望也算实现了。”葛江洋说。

作为葛接调的孙辈，葛九长接过了那根蜡线。他在于都一家服装企业担任生产组组长，管理带教着十余位制衣工人。凭借多年打拼，他在家乡盖好了自建房，供一双儿女读完大学，步入社会。

“我很想给爷爷做一件军装大棉衣。长征途中，红军衣服很单薄，我希望他可以穿得暖和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