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上，一台手摇缝纫机，吸引了观众目光。

黑色机身，铜质摇把，金色花纹。它安静地蹲在展柜里，展签上标注着一行小字：

“红军裁缝”葛接调挑着四五十斤重的德国“飞人牌”手摇缝纫机随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

很长一段时间里，葛江洋对父亲葛接调的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我父亲长征的故事很简单。一个是二万五千里从头走到尾，一个是带了一台缝纫机，做了裁缝。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吗？没有。”

在这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远征中，父亲那一页的主角，是一台缝纫机。

很多年后，葛江洋才慢慢明白，父亲这一生真正值得讲的，从来不止于此。

1913年，葛坳乡牛颈村添了个男娃，取名接调。

6岁丧父、家徒四壁，姐姐被送去邻村做童养媳，母子俩靠乞讨为生。9岁那年，母亲将他送进县城学裁缝，只为“混一口饭吃”。

扫屋、倒夜壶、穿针、递布……葛接调从最琐碎的杂活学起。十五六岁出师后，他回了村。

2005年葛江洋第一次回老家，村里有老人还记得：“你爸是葛裁缝，高高的，帅帅的，手艺不错，人也很仗义。”

这里，是父亲最初生活的地方，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是当时赣南普通老百姓的凄凉境遇。当年，葛接调家的房子也被迫用来给地主抵债。

1928年，于都桥头乡，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动撕开了如磐暗夜。葛接调也放下针剪，拿起刀枪，投入革命的滚滚洪流。

“我父亲后来常说，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穷人才有活路。”

1929年，葛接调随红军转战福建。打下长汀县城后，红军筹得部分军饷，接收了一批缝纫机和布匹。

当时，红军还没有统一的军装，战士们的穿着五花八门：有缴获的敌军制服，有的穿短打、学生装、长袍马褂，甚至有人衣不蔽体。前委当即拍板：就地组建临时被服厂，赶制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军装。

“父亲说过，红军要成立被服厂，问有没有会做衣服的人？他就主动要求参加，回到老本行，又做起了裁缝。”

一个乡下裁缝的手艺，被用在了改天换地的大事上。这套军装整体呈灰蓝色，中山装、西装裤、八角帽。因适逢列宁逝世5周年，前委便决定把军衣的红领章缀上黑边，以表纪念。

多年后，葛江洋问：“当时您做了几套？”父亲答得平淡：“都是分工作业，我主要负责上领子、上袖子。”

上领子、上袖子，是手工裁缝最见功力的两道工序。

换上新军装的红军队伍，接受了隆重检阅。阅兵式上，将士们队列整齐，士气如虹，可葛接调身上穿的，仍是补丁摞补丁的旧衣。

“父亲说，当年军装数量有限，紧着前线战士穿，他是干后勤的。他的语气里没有委屈，只有坦然。”

上世纪80年代，葛江洋在部队工作，领回了“85式”新军装。父亲盯着看了半晌，“你们现在领章镶金边，我那时候做的军装镶黑边。”葛江洋当时还感觉很奇怪，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其中缘由。

1934年10月，于都河畔，中央红军踏上征途。葛接调挑着一台缝纫机，走在这支队伍的行列里。

“出发之前，看有战士领到枪，也去要，结果他们不给，说‘你是裁缝，给你台缝纫机’。”

一边放着缝纫机，一边放着蜡线、油壶等配件和行囊，葛接调挑着一条扁担，踏上了征途。除了“跟着走”，他还在行军和作战的短暂休整时，转起缝纫机，给战士们缝补军装。

雪山脚下，葛接调怕凛冽寒风冻住机油，便把缝纫机用油布包裹好，死死捆在背上，手里攥着扁担，一步步往上爬。

“我父亲很自豪，说自己身体好，爬雪山时还能帮别人一把。”

“我父亲感慨，人家遇见水坑，一蹦就过去了。他抱着这缝纫机，跳不起来，只能绕着走，说不好哪一步脚底下是路，哪一步脚底下是沼泽。”

新中国成立后，邻居家新买了一台缝纫机，请葛接调帮忙调试。他凑近一看，眼睛倏地亮了：“这就是我长征路上挑的那个牌子的缝纫机，一个人身上插着两个翅膀。不过，我那台缝纫机没有腿(踏板)，靠手摇。”

葛接调和他的战友们没有翅膀，却靠着一双双“铁脚板”，走过二万五千里传奇征途，在黑暗里走成光。

有人问他，长征路上那么苦，为什么不把缝纫机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