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是客观认识汇率及全球失衡问题的前提”

从汇率的定义到我国汇率制度的特征，央行在什么情况下干预，中国贸易竞争力来自哪里，全球失衡应由谁承担责任，《立场》厘清多个问题。业内人士认为，在汇率问题越来越同关税、补贴、产业链政策捆绑、带有明显政治化色彩的当前，《立场》从多个维度对将汇率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观点作出回应。

“去政治化是客观认识汇率及全球失衡问题的前提。”杨赫认为，汇率决定、外部均衡及全球经济失衡等是经济问题，要遵循经济学规律。人民银行在《立场》中强调市场定价、审慎使用汇率估值模型，并呼吁全球共同承担失衡调整责任，实质上是推动对人民币汇率及贸易顺差的讨论回归经济规律，是以一个负责任的态度积极为当前全球经济再平衡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在他看来，无论是汇率水平还是贸易的顺差或逆差，事实上都是市场运行的结果，因此汇率被高估或低估、全球的失衡本质上是市场机制的扭曲和不完善，需要一个长效的、可持续的制度框架进行调整纠偏。

郭迎锋也认为，《立场》划清了两条边界，即汇率可以在多边框架下沟通协调，但不能被当成贸易谈判的筹码；汇率应由市场供求和宏观基本面决定，不能由外部指定一个必须达到的水平。“强迫升值本身就是非市场化做法。”他认为，人民银行强调把汇率放在金融稳定框架下管理，不是回避讨论，而是反对单方面施压和政治操弄。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对何为最优汇率选择进行了激烈讨论。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记得，当时形成的最终共识是：“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任何时期”，这意味着任何汇率选择都有利有弊，如汇率灵活的好处是，有助于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部冲击，调节经济运行和国际收支的作用，但不足是，容易出现顺周期的单边“羊群效应”，导致偏离基本面的汇率超调。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荐汇率政策操作的最佳实践是：日常对于汇率涨跌善意地忽视，只有当其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即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时才出手干预。

在管涛看来，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框架下，中国外汇市场调控践行了上述标准，稳汇率的操作主要针对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

《立场》显示，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在维护地区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保持了基本稳定。近年来，有关国家发起贸易战，美联储大幅陡峭加息，非美元货币普遍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向贬值方向超调。

事实上，针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立场》也概述了其成因、责任与药方。

《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

对于我国的着力方向，《立场》强调，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全球经济失衡不是某一种货币造成的，也不是人民币升值就能解决。”在郭迎锋看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还是要靠各国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逆差国提高本国储蓄率和产业竞争力，顺差国扩大消费和投资。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院长郭凯也认为，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万能药，“仅仅只靠人民币升值，不但对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帮助不大，还会有非常明显的副作用。”

他进一步分析说，人民币快速升值类似于一次巨大的成本冲击。根据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的研究，中国制造是全球制造业价格的锚，中国一年有4万亿美元的货物出口，这是一个大约20万亿美元的市场。“人民币的迅速升值不仅会带来中国出口价格的明显上升，更可能会影响全球制造业产品的定价，哪怕产品不直接来自中国。这对于多数国家仍然居高不下的通胀而言绝非好消息，也会让央行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