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以下简称《立场》)发布，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央行首次系统阐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央行针对人民币汇率“低估”言论多次发声。此前，央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同样的表述在之后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季度例会上被再次提及。

“近期，国际上关于贸易摩擦和全球失衡的讨论增多，人民币估值成为其中的一个讨论焦点。”全国青联常委、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院长杨赫注意到，G20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以及最近的中欧经贸谈判都将人民币汇率及我国的顺差作为重点讨论议题之一，“部分西方经济体将我国取得的外贸成绩曲解为是通过人为压低汇率制造价格优势，向全球输出过剩产能实现的，并将此作为在经贸谈判中向我国施压的话术和筹码。”在杨赫看来，此次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主要回应三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汇率是否被政策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全球经济失衡是否能靠中国单方面解决。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央行数据显示，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2014年升值10%、2020-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而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价格，汇率的波动关乎跨境消费成本、企业发展效益与个人理财收益。《立场》提到，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分析汇率变化，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不仅要看经常账户，也要看金融账户；不仅要关注经济基本面因素，也要关注预期等因素。

“汇率和经常账户之间没有简单线性关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郭迎锋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年来，日本、瑞士、德国等顺差国货币也出现过贬值，美国长期存在经常账户逆差，美元总体仍维持强势。“2026年上半年，韩国在人工智能热潮中顺差扩大，韩元却继续贬值，也说明资本流动和市场预期往往比贸易差额更能影响短期汇率。”郭迎锋注意到，我国这些年一直在主动调整。根据央行数据，经常账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从2007年9.9%的峰值回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10年的37%升至2025年的52%。

《立场》显示，从中国情况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贸易的重要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下降。

“贸易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下降，根本原因在于出口结构变了。过去不少订单主要拼价格，现在更多拼技术、质量、交付、服务和供应链稳定性。”郭迎锋告诉记者，汇率变化会影响利润，但很难单独决定订单去向。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同比增长39%。“像电动汽车、锂电池、风电设备等产品，竞争力来自技术迭代、产业链配套和规模优势，不是靠货币贬值。”郭迎锋说。

杨赫也认为，随着我国产业升级，技术、质量和产业链配套形成的综合优势更加突出，出口“含金量”提升，订单对短期价格变化的敏感度有所降低。“汇率仍影响企业成本和利润，但其对出口的作用需结合产业竞争力和市场需求判断。”

他发现，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8.51万亿元，“新三样”出口增长27.1%，较整体出口6.1%的增速高出约21个百分点。2026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新新三样”表现突出，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手术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3.3倍；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AI相关产品出口超4800亿美元，同比增长47.3%，占整体出口比重达22.7%，为“新新三样”中出口额最大、增速最迅速的板块。“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具有更高的产业链配套效率、技术积累和交付能力，市场竞争力和议价能力都更强，可以更灵活地应对汇率波动。”杨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