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学学术史研究的现状可知，未来我们需要在以下方面予以重视：

首先，打通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隔阂。历史学的方向划分可以让学者在某一方面深耕，但当遇到敦煌学学术史这样的交叉问题或材料时，可能会因缺少某一方面的知识而无法下手。从目前的研究现状可知，深耕某一专题的绝大多数敦煌学者，在本专业或方向固然能够深入并取得成绩，但缺少对敦煌学发展脉络的通盘把握；而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学者，却对敦煌学的专门知识有一定的隔膜，一般不敢轻易涉足。因此，从事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不仅需要兼通古代与近现代史，还要有某些专门史的知识储备。

其次，注重近现代日记、档案等资料的运用。敦煌学学术史研究中，近现代的资料尤其是日记、档案等材料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例如，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出示其所带敦煌文书，引起中国学界高度重视。实际上，伯希和于1908年先到了江南，在上海、无锡拍摄了端方、裴景福的古物藏品，并到南京的江南图书馆阅览古籍文献。据时任图书馆总办的缪荃孙日记记载：1908年11月18日，法人“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并有唐人《沙洲（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奇闻也”。同在江南图书馆任职的陈庆年（善余）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伯希和来图书馆看书，其“京话甚佳”，他“住敦煌千佛洞四月，所储之唐写经卷四分之一皆为其所得”。据缪、陈等人记载，1909年6月7日，伯希和在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端方，6月8日晚，端方招待伯希和，伯希和出示了随身携带的敦煌文献。端方提出拟购回一部分，被伯希和婉拒。随后才有9月28日罗振玉等人在北京与伯希和碰面观览敦煌文献的史事。这些细节，对我们探讨早期中国学人与敦煌文献具有历史价值。此外，江瀚、恽毓鼎的日记，沈曾植的记述等，都是不应忽视的学术史资料。

最后，将敦煌学学术史置于国际学术视野中考察。作为一门以地名学的学问，敦煌学能够发展成国际显学，主要源于敦煌的国际性、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等所蕴含的国际影响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由于斯坦因、伯希和等将敦煌文献劫掠到欧洲后即开始编目和研究，这些欧洲学者的参与使敦煌文献很早就进入国际学术视野。再加上英、法所藏敦煌文献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对学术研究有较大推动。当清末民初西学传入、现代学科兴起后，敦煌学是与国际学术接轨最紧密的学科之一，也是考察中国近现代学术的重要切入点。它既能承接中国传统的学术脉络，又能和西方学界展开充分交流对话。因此，要将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大背景下，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东方学、汉学视野下，这对我们今天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亦有一定启发。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