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地与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学术史是敦煌学的分支与组成部分。传统的敦煌学史，基本上都是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史，主要讨论的是相关著述中所研究的学科史。笔者认为，敦煌学学术史包括敦煌学的事件、人物、机构和著述。著述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还应包括敦煌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机构，以及对敦煌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等，需要学界予以更多关注。

众所周知，敦煌文献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其时间跨度上起魏晋、下迄元代，但以唐五代时期的内容最多，最初的敦煌文献研究者也基本上是从事唐史研究的学者。敦煌石窟保存的主要是公元4—14世纪的壁画、塑像和建筑，因此，敦煌学的研究者以从事中古历史、文学、语言、宗教、艺术的学者为主。而敦煌学学术史所涉及的主要是近现代史的内容，或者说是1900年以后的知识。由于受教育的背景和学科分工的局限，大多数以古代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者，对近现代史较少涉及，也很少关注近现代文献中的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或认为这属于近现代史的领域而不予涉足。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当遇见或看到近现代资料中有关敦煌学的材料时，容易认为这是敦煌学研究者的任务而不予关注，从而使敦煌学的学术史研究处于夹缝之中。另外，敦煌学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在时间段上属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与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新闻史等学科都有较多交叉和关联。从敦煌学的学科建设来说，敦煌学产生、发展中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重要机构的特殊地位、重要著述的引领作用，一些重要人物在敦煌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贡献等，都是敦煌学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和研究重点，如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向达的敦煌考察，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学者对敦煌的贡献，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敦煌资料的保存与研究等。但由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很多，可能从敦煌学视角来看重要的问题，从其他角度看未必重要。正因如此，敦煌学学术史的成果产出并不容易。

总结百年来敦煌学的研究历程，学术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发展并不平衡。如前所述，对相关机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关注不够。重要机构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不仅是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并列的世界敦煌文献四大收藏中心之一，而且还是敦煌学研究的重镇。长期以来，学界对向达、王重民在英国、法国抄录敦煌文献的史事等关注较多。实际上，在长达百年的敦煌文献整理研究过程中，国图还积累了大量与敦煌学相关的史料，如敦煌文献入藏京师图书馆史料，可以了解清末学部调拨劫余敦煌文献的经过；1949年之后，北京图书馆受赠、接收、购买了数千件敦煌文献，其入藏档案目前基本保存完整，是研究散藏敦煌文献的珍贵史料；百年来国图对敦煌文献历次编目留下的手稿，可以再现编目、收藏、整理的过程与成就，这些都需要从学术史的视角给予关注和研究。另如敦煌研究院在敦煌学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界多关注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的贡献，而对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筹备、1958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划归甘肃管理、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等史事关注不够。再如，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现代敦煌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但对学会成立的背景，学会成立的过程，学会组织的重要会议、产出的主要成果等，缺少比较系统的梳理。在人物研究方面，除却罗振玉、王国维、向达、王重民、常书鸿、陈寅恪等重要人物，有些人物虽不专门研究敦煌学，但在敦煌学的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活动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给予关注。例如，1981年出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误传，邓小平考察敦煌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林便积极协调，筹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1983年8月的成立大会上，周林作了《团结起来，促进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的更大发展》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成立学会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方向。另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的吴坚，对敦煌学的发展亦有推动，对1982年敦煌文学座谈会的召开、敦煌研究院的成立及兰州院址的选定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南开大学吴廷璆教授，除了在日本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外，还与敦煌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是国内较早使用“敦煌学”一词的学者，一直十分关注敦煌学的发展和研究动态，早在1981年初就呼吁青年学子要努力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不正常状态。重要事件如早期敦煌文献的流散与当时在甘肃任职的各位官吏有着密切的联系，曾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曾任甘肃省长的张广建、曾任甘凉道尹的许承尧等，都曾藏有部分敦煌文献。通过对这些官吏在甘肃任职的经历和卸职后生活变迁的深入研究，或可进一步了解早期敦煌文献流散的历史和去向。